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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华时事

经济全球化震荡欧美政坛

美国大选后,因为撞上了特朗普的异数,世界各国都非常紧张,各国媒体纷纷评论猜测,似乎都在希望希拉里能够当选。但应当说,他们的这些愿望都是从各国自己的利益出发,有多少人是从美国暨美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换位思考,来理解。难怪特朗普会说,美国保护了这么多年欧洲和日本等,我们自己得到了什么?

分析这一年来欧美政治气氛的变化,整个社会都有向右转的倾向。究其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造成对工业发达国家的冲击,社会底层没有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甚至受害。于是社会两极分化。而对美国,还增添一重历史包袱,即国父们留给美国后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两位候选人,希拉里是民主党左翼,特朗普是共和党右翼,他们的政治分野,就是他们对经济全球化和对国际社会责任的认同程度。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

欧洲经济自古落后,公元1000前后只占世界经济的15%,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中东与中国,当时的商路是横跨黄海与地中海的丝绸之路。这个时期的经济交流形式:原料与生产都在同一地,通过遥远的商路到达消费者之手。因为路途遥远,能经济交流的只有价格昂重、体积较小的调味品、首饰或装饰品之类。在欧洲本土,从12世纪就在法国Champagne和德国法兰克福开始了博览会,但规模较小。总之,丝绸之路还谈不上今日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荷兰商业革命后,引发了欧洲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带动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现代化,世界经济中心逐步从亚洲转移到欧洲——到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经济已占世界经济的45%,荷兰鹿特丹的船运业务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因为直到19世纪,俄国、中国、巴西等依旧是传统、落后的农业国。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通工具、即运输业的现代化。自1869年美国纽约到旧金山的陆路通车,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海路通航,人们在80天之内就可以周游世界。加快了运输速度,降低了运输成本,交流的不仅是昂贵商品,也可以是大规模的日常商品,使全球性的大规模经济交流成为可能。

1870年左右,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主导者显然是英国。参与经济交流的是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英国在各地的殖民地,那也是横跨几大洲。其次是远东的中国和日本。1870年英国提出金本位,以黄金作为各国货币兑换的基础。1875年17国代表在瑞士签署米制公约,统一长度与重量标准。1884年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本初子午线公约,统一时间度量……要实现经济全球化,首先要实现货币和度量的全球化。

古代经济交流是“商品”与“消费”两地,而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则划分成“原料”、“生产”和“消费”三地:由工业落后的欧洲各国殖民地和美国生产棉花等农产品销往欧洲,由欧洲集中生产棉布衣服等成品,再销售给世界各国消费者。其结果,促进了技术落后地区的农业和技术先进地区的工业。或相反地说,削弱了技术落后地区的小作坊和技术先进地区的农业。于是,欧洲农民只能涌向工业,这就出现了英国曼切斯特和德国鲁尔区这样的工业重镇。这期间,英国出口量占全世界26%,德国占2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战后美国崛起,不仅政治上美国替代了英国,金融上纽约替代了伦敦,而且工业上美国的通用电力公司、福特汽车等成为欧洲的竞争者。在美国主导下,1920年创立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重新恢复国际秩序,欲恢复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可惜好景不长,1929年发生全球经济危机(全球化所引发?),引发了社会危机,不久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后美国希望重新恢复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世界已经分裂成东、西方两大阵营,最多实现经济半球化。西方世界以美国为中心,货币兑换转为美元本位,即各国货币与美元兑换,美元与黄金挂钩(1971年取消)。这期间西方推出世贸协会WTO、世贸协议GATT、服务协议GATS、货币基金IWS和世界银行等。欧洲出现欧洲经济共同体,没有全球化就先搞欧洲化。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

经历1973和1979年两次中东石油危机,西方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东方世界越来越看到计划经济的困境,中国等许多国家开始经济改革,部分开放市场经济,靠拢西方。尤其1989年东欧易帜,全面市场开放,成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最好契机,美国、日本等在中国等亚洲地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大规模、多领域的投资。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出现在一个全新的技术环境下。值得一提的是“集装箱革命”,采用标准化的集装箱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其意义堪与发明蒸汽机和发明火车并举,现在已经普及到90%的国际运输业。世界工厂中国成为集装箱运输的世界冠军,占全世界26%(2009)。再通过一系列的世贸协议减少关税等跨国贸易壁垒,使大规模的异地生产和全世界销售成为可能。

计算机、手机和网络的广泛应用,可以管理更复杂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系统,进而将生产和管理标准化。这就引发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最本质区别:产品质量不一定靠操作者的人力来控制,而可以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过程、靠电脑来保障。既然如此,除了技术要求特别高的产品研究、开发、设计、总体管理等依旧留在企业原发地外,普通产品的生产就不一定放在技术水平较高的原发地,而可以挪到技术水平较低、从而低工资、低成本的地区,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Michael Eugene Porter提出产业链概念(Value Chain),将一个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结算、管理等分离成独立单元,每个单元都是一个增值过程,都可以优化到最佳。而这些新技术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活动自由度,把一个产品的各个环节设置在不同地区,甚至公司都不需要设立在公司原发地,至少其分公司可以设立在世界各地。全世界这样的跨国公司1990年已经有3,5万家,2000年就发展到6,3万家,金融危机前夕的2008年发展到8,2万家,这些公司拥有的国外子公司多达80万家。与此同时,那些发展中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也将本土企业移往国外,仅仅在1995-2000之间,就从3800家发展到1,2万家,翻了3倍——经济完全国际化。

同样,现代通信技术促进了世界信息交流,许多无人问津的小岛一跃成为逃税天堂,许多企业在那里注册或逃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蛀虫。例如生产iPhone的苹果公司就通过英属的加勒比岛,估计逃税2150亿美元。在大约30个这样的逃税天堂中,美国企业藏匿了约16500亿美元。

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最获利的是原经济落后的地区。只要融入这个经济圈,该地区的经济和技术自然被发达国家带动起来。在过去的25年中,走向民主的国家增加一倍,全世界贫困人口从原来的40%,下降到10%以下。所以尽管全球化对原发达国家经济带来许多弊端,奥巴马还是认定:在全球化上,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经济全球化,是富国对穷国的补偿,以缩小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差异。

◆经济全球化的挫折◆

经济国际化了,却没有统一有力的国际组织管理规范,也没有国际法庭约束,各国又有不同的文化、宗教、经济结构和政治体系。一旦哪里遇到问题,马上蔓延成全球性经济或金融危机,不是某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原发地美国,却波及全球。

尤其是,各国有不同的劳工保护、妇女保护、环境保护、社会保险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生产成本,所以贫富国之间是一场不平等的市场竞争。经济发达国家的这类“附加成本”显然高于经济落后国家,从而至少在生产环节,原经济发达国家失去了竞争能力,逐步将本土的生产线移到低成本地区,或者直接进口低成本地区的商品。尤其对农业,例如欧盟必须对农民经济补贴,否则欧盟农业市场全被外来农产品淹没了。

表面现象就是外贸逆差问题,2015年美国外贸逆差居世界第一,高达-8030,3亿美元,这也是引起这次美国政坛翻船的原因之一。第二位英国是-1653,6亿美元,然后依次是印度-1248,3亿,法国-667,6亿,土耳其-633,2亿,香港-488,3亿……

2015年美国与欧洲贸易:进口4922亿美元,出口3197亿美元,逆差-1725亿。其中逆差较多的是美国对德国贸易:进口1140亿,出口590亿,逆差-550亿。为此美国多次点名责怪德国汽车业。

2015年美国与亚洲贸易:进口10066亿美元,出口4575亿美元,逆差-5491亿,是美国对欧洲逆差的10倍。其中逆差最多的是美国对中国贸易:进口4819亿,出口1162,逆差-3657亿美元,几乎占了美国整个外贸逆差的一半(美国对日本逆差-686亿,对南韩和印度逆差-283和-232亿)。奥巴马埋怨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兑换率,特朗普大选时索性提出要对中国商品设立45%进口税。

所以,特朗普上任首先受到直接影响的应当是中国经济——美国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摇钱树,中国对美贸易是对日贸易的一倍,等量于对整个欧盟国家的贸易量总和。

外贸逆差还只是对总体的国民经济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应当是各个阶层都获利,但由于制度原因,获利分配可以非常悬殊,同样会造成社会冲突。而原经济发达的国家,则有人获利,有人失利。

获利最多的自然是跨国企业,他们将生产线移到低成本地区,市场也延伸到这些新生市场。降低了生产成本,扩大了市场,就提高了赢利。商人直接进口低成本地区的商品倾销美国市场,获利更多。美国政府和社会早就看到贸易逆差对美国的危害,希望采取措施逆转局面,但就是受到这些财团和企业、即所谓的“精英”阶层的阻扰,政府也不敢轻易得罪这些精英,这些企业的股东和经理收入都是天文数字,例如奔驰汽车公司总裁Dieter Zetsche的工资是同年龄的德国总理默克尔67倍!相对社会底层,精英阶层享受到全球自由贸易和电子信息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富足。

对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社会需要各种人,从最高的知识阶层,到最简单的流水线工人。而对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就出现了经济分工。跨国企业因为市场扩大(以前只为本国市场,现在为全世界市场),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但没有了生产线,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企业把对劳工的责任推给了社会。这就可以理解,这些国家一方面要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无限制从国外引进技术人员。所以,没有获得专业学习的人就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失利者,这种失利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社会结构转变强加给他们的。所以,穷者变得更穷。

贫富差异的定量是根据收入和根据财产的基尼系数。根据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5-2014的20年中,据OECD统计,所有34个OECD工业国情况都变糟,从平均29增长到32。其中:美国从34提高到40,英国从31到36,法国从28到29,德国从25到29,甚至北欧社会主义的瑞典,都从20激增到28,达到德法的“资本主义”程度——中国2014年是47,贫富如此悬殊,比美国还要资本主义。

尤其是,传统企业经受不了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倾销,纷纷倒闭。据美国学者统计,因为中国商品倾销美国,1990年迄今,美国工业界损失了690万个工作位置,其中制造业150万个。对失业者来说,他们没有享受到任何经济全球化的利,却蒙受了所有经济全球化的弊。这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赞同英国脱欧和投票普朗特。

◆世界经济面临新的转折◆

英国脱欧,美国翻船,欧盟多国的右翼蔓延强大,一方面威胁着这个自由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几乎都是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同时也给这个自由世界敲响了警钟,必须严肃审视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要让从贫到富的社会各阶层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仅仅看国民总产值、股市指数、对外贸易量、税收等宏观的国民经济指标。

有些人的失利是直接的,如物价上涨,实际工资减少,甚至失业。而更多人的失利是心理上的。每个人都希望对自己、对家人、对未来有一个安全感。而在经济和技术动荡的时代,本来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就更失去了安全感,尽管没有失业,但是担心失业,担心自己的孩子以后没钱上大学。他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国家,本来有一种优越感。现在突然发现,他们什么都没有了。许多右翼党派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严格说都称不上反对党,而是抗议党,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恐惧心理,成为右翼蔓延的温床。

回顾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败局:1929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各国为了自保,立即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1930年美国对2万种商品提高关税,以此提示欧洲各国也要提高关税。短短三年中,世界贸易量从30亿美元降到10亿美元。

英国采取所谓“Beggar thy neighbor”(让你的邻居破产成乞丐)的恶性竞争手段,放弃货币兑换的金本位,以便英镑贬值,降低英国产品在国外的价格。

德国受到的伤害最大,外贸量从135亿帝国马克骤降到57亿,工业产值下降40%,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危机,引发政治危机,极右的纳粹党迅速发展,从危机前夕的1928年议会大选获2,6%小党,1933年大选中以33,1%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不应当像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结局这么惨,但许多现象会相近,如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右翼势力蔓延,以往的历史可以引起深思。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0年到2006年的16年,天时地利人和促进了西方工业国家在全世界投资和贸易,世界经济突飞猛进;

第二阶段:从2006年迄今的10年,经历金融危机,经过20多年全球化过程,经济发展了,但社会分化了,人们在经济动荡中进入反思,进入现实。

第三阶段:从现在开始,全面调整经济全球化结构。刚巧还是英美两国发端,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国。

重新调整经济全球化的目的应当非常明确:全球化不能以牺牲底层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最重要的是保障本土的职业位置,使蓝领、白领都不致于流入失业大军。要实现这点,就要吸引美国公司、尤其是其生产线重新回归美国。但美国是法制国和市场经济,经济生活由法制保障,不是总统或政府所能干涉。政府只能设立相应的政策来吸引企业回归美国,显然只有两条渠道:

一、提高关税,加重国外产品进入美国的成本,例如特朗普大选时扬言要提高中国进口的关税到45%,提高墨西哥进口商品关税到35%;

二、降低企业税,即增加在美企业的赢利。例如特朗特提出企业税要从35%降到15%。

但要真正实现这两者也不是这么容易,经济体像一个大雪球,有其惯性,有其自身的经济规律;这样的政策将有损于许多企业的利益,这些企业一定会通过媒体、通过议会游说来阻扰政策实施。尚未大选时特朗普就遭到370位经济学家、包括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联名抗议。

为了安抚企业界,特朗普提出在今后十年国家投资28500亿美元搞基本建设,还要取消遗产税、个人税……这是里根当年采取的“小政府、低税收、少干预”经济政策。但这么多国家开支哪来?又要举债?特朗普又声称,要在他执政的8年内,将美国的20万亿美元国债全部变零。似乎都很矛盾。所以,还是让特朗普先生冷静地休息一番,想想到底该怎么办,来日方长。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是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但笔者相信,经历这样一次挫折,美国沉默一段时期后,一定会再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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