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2017
Last update三, 11 十 2017 7pm

 

德国社会

从波鸿强奸案看德国难民犯罪现象

2015年以来,因为德国接受了大量叙利亚战争难民,难民问题成了德国社会的敏感问题,难民犯罪、尤其是难民强奸罪,更成为敏感中的敏感。一有事起,整个社会草木皆兵。在今年9月弗莱堡发生的强奸谋杀案后,德国性犯罪专家Christian Pfeiffer 说,难民数的增加与性犯罪率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德国上世纪80年代的性暴力杀人案高达每年55起,而现在是每年5起。德国政府发言人Stephan Seiber也表示,那些犯罪者是个人行为,不能因为个别难民的犯罪活动而怀疑整个德国难民。

尽管如此,犯罪现象对社会的影响不是用统计数字能表达的,而是基于社会心理。就像彩票中奖者只有上百万中的几个人,但还是有这么多人去买彩票,人们还是看重这一丝希望。相反亦然,在几百万的人流中,犯罪者和受伤害者只是几人,但谁都担心,这会不幸地发生在我身上。对统计者来说是0,0..1%的可能,对受伤害者却是100%的事实。

两起波鸿强奸谋杀案

今年8月6日晚间19点,波鸿-鲁尔大学的校区内,一位21岁的中国女留学生从大学步行回学生宿舍。路过一段小路,左侧为快速公路,右侧是一片小树林。没想到被突如其来的犯罪者用暴力挟持。按照检察院的报告,犯罪者“试图”强奸该女学生,应当没有强奸成功,就用凶器猛击女学生,造成女学生重伤。过后警方根据受害者的描述画成图像,四处张贴,但没有获得更多可资破案的信息。

11月16日16点多,在相近的地点又发生一起强奸谋杀案,受害者又是中国留学生,28岁,也是从学校回学生宿舍。受害者在行走中,突然被人从背后暴力挟持,拖到离小路约15米处,进行强奸。然后又用凶器猛击受害者颈部,几乎要致受害者于死地。当时其实有不少人路过该小路,但没有人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据警方DNA对比,确认两个案件系同一名犯罪者,而且是中东人形象。据受害人的描述画成犯罪者头像,收到民众110多条举报,但破案上还是没有进展。

笔者曾在波鸿留学七年(1985-1992),担任科研助教和攻读博士,所以对那里的生活和地形比较熟悉。波鸿-鲁尔大学除了大学附近的Uni-Center有一批学生宿舍楼外,主要就集中在距离Uni-Center约步行15分钟的Markstr.一带,约有十栋学生宿舍楼,笔者当年也住在那个学生宿舍区域。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学校,当中约有10分钟小路,一侧是小树林,晚上或凌晨走过时,经常有一群野兔闻声散去,还感觉很有乡土风味。

没想到,这片宁静美丽的小树林现在却隐藏着黑暗,隐藏着恐怖。波鸿,也不再是当年充满浪漫和学术气息的大学城,1994-2002年在鲁尔大学附近,居然发生了21宗强奸案,被称之为“大学噩梦”(Uni-Phantom),迄今尚未破案,犯罪者还在逍遥法外,那时波鸿还没有难民营。

无独有偶,第二次事发后没有几天,第二位受伤害者的男友刚好从该条小路走过,看到树丛里有一个中东模样的人,怀疑那就是作案者又在那里伺机作案。便拿出手机连拍了许多照片。那人见此情形赶快逃离,但他的照片已经留下。该男友将照片交给警方后,警方称之为“一级的照片”。马上锁定就是附近难民营的,并于12月5日逮捕了31岁的犯罪嫌疑者。尽管该嫌疑犯迄今仍然抵赖,但根据DNA,准确率超过99%。

该犯罪嫌疑人是2015年12月来德申请政治庇护的伊拉克人(2015年德国大批接纳的是叙利亚人),同来、并一起生活的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根据他的犯罪情形,检察院指控他的犯罪行为是:企图谋杀(他狠命击伤受害人,有理由怀疑他想打死对方),打伤他人身体(已是事实),强奸(已是事实),抢劫(他还拿了受害者的随身东西)。

犯罪心理是什么

犯罪者已经捉拿归案,除了引起媒体的一时轰动外,冷静下来,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犯罪心理是什么?笔者思忖,应当有几个方面。

n 期望失落

这些难民能成功逃到德国,都要付给他们的蛇头几千欧元,可见,他们在本土并不是完全赤贫的阶层。本以为西方世界是天堂,来到这里后可以享受富贵,至少可以吃喝玩乐。没想到来到这里后,只能满足最简单的一日三餐。

很多难民也不是出于富裕家庭,而是靠亲友借钱才得以支付昂贵的偷渡费。本以为到西方后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挣钱,把欠款还掉,然后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没想到来这里后,根本不容许他们打工,离开本城市都要事先申请,更奢谈发财致富。许多(经济)难民被联邦难民署拒绝后,心理都要崩溃了,想立即自杀的都有,因为他们出逃时借下亲友的钱一辈子都无法还清。

n 前途无望

德国有政治庇护政策,那是二次大战以后,西方世界对受迫害的犹太人、政治异见者充满同情,所以通过了日内瓦公约。但保护的是真正受到政治迫害、宗教迫害或种族迫害的人。而许多难民来德,并不是因为受到迫害,而是出于经济目的,这些人无法获得政治庇护,都要被重新驱逐出境。有些从东欧偷渡进来,根据欧盟的都柏林条约,第一个接受某难民的国家要负责审理和安排该难民,他们不能留在德国,要赶回到他们第一次入境的欧盟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这些人随时可能被遣送出境,只是因为手续等原因而暂留德国,所以前途无望。

这种失落感和绝望感,就会将本应感恩的转化成不满甚至仇恨,所以要发泄。该犯罪嫌疑人袭击两位中国女学生,不仅为了强奸,而要致她们于死地。从种种迹象来看似乎不是为了强奸后杀人灭口。这些女生与他素不相识,无怨无仇,所以他对她们的发泄,显然是对社会的发泄。

再如今年七月在Ansbach发生的自杀式恐怖袭击案,该恐怖分子来自阿富汗,从他平时的生活作风和穿着等根本看不出他是伊斯兰教徒,更不可能是一个为了伊斯兰信仰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他2014年8月通过保加利亚逃难来德,德国应当立即将他送回保加利亚,他几乎要精神崩溃了,两度自杀未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能够留在德国,去一家餐馆打工生活。因为德国医生确认他有精神障碍,德国政府无法遣送他。没想到他最后还是自杀了,却连累炸伤周围17位普通民众。为了这次恐怖活动他也与境外极端的伊斯兰组织联系。但他的行为更多出于社会问题,而不是宗教原因。只有今年七月在威茨堡发生的斧头恐怖案,那位恐怖分子在德国有合法居留,有稳定的生活和学业,尽管如此他搞了恐怖袭击,这才是比较典型的伊斯兰教恐怖活动。

至于为什么他偏偏或凑巧选中了两位中国女学生,警方也问他。他现在连犯罪事实都没有承认,当然不可能回答警方的这一问题。但笔者想,一个初到德国的中东人,只能认识她们是远东亚洲的(伊拉克是近东亚洲的),也不可能分清这是中国人、日本人或南韩人等。或者他感觉远东的女性比较瘦弱,比较容易控制。也可能妒忌在德国的其他外国人:你们早来德国一步,就过上这么安宁的日子;而他,却面临被驱逐出德国。笔者就遇到多起类似的中国难民事件,那些穷困潦倒、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难民,铤而走险去中餐馆抢劫,因为在他们看来,有些中餐馆老板当年不也都是难民吗?只是早来了一步,骗取了在德居留,而现在却不这么容易骗了。

n 性饥饿与缺乏女权观念

许多来德的难民是年轻人,无论他们在本土是否柳暗花明,至少在德国是穷困潦倒,不会有女性去接近他们,更不可能获得性伴侣,也不可能有其它兴趣爱好。寂寞,孤独,性饥饿,就成为性犯罪的温床。

在中东地区,也是禁止强奸行为的,也同样要受到法律惩罚。但因为那里的妇女地位普遍低下,更谈不上女权,女性成为男性的佣人和玩偶。即使惩罚,也是惩罚得很轻。相对中东地区已经最西方化的土耳其,前些日还想通过新的法律,将强奸罪松动化:一个男子强奸了一个女子,如果他愿意娶她,就作无罪论。该法律在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收回。

正因为这些因素,有些中东男性难民就容易性犯罪,去年除夕夜在科隆发生的群体性侵事件就可见一斑。在他们看来,性侵女性,尽管也知道是犯罪,但这是最轻的犯罪行为了。至于这次这位犯罪嫌疑犯是否是出于性饥饿,尚存疑,因为他有妻子在侧。但对女性的不尊重,一定是根深蒂固。或者,要发泄首先就是在女性身上。

难民问题的死结

尽管德国政府2015年接纳了几万叙利亚难民,但在德的难民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不是默克尔所能左右,即使右翼的AfD上台也同样一筹莫展。目前全世界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依次是:土耳其254万,巴基斯坦156万,黎巴嫩107万,伊朗98万,德国90万——德国名列第五。

东欧易帜之前的德国没有难民问题,东欧国家把边界建成了死亡线,谁还能插翅飞过来?柏林墙倒了之后,阻隔难民的墙也倒了,许多东欧国家、亚洲国家的难民穿过东欧来到德国。上世纪90年代德国政府就采取严厉的外国人政策想杜绝难民,但难民数还是越来越多,积累到今天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出现一个法律名词:准难民(de-facto-Flüchtling)——他们不是政治难民,应当立即遣送出境。但事实上又赶不走他们,成为“事实上”的政治难民。究其缘由,即从整个难民审理与遣送过程中,政府能起到多少作用:

一、难民通过各种渠道偷渡入境后申请政治庇护,由联邦难民局官员审批是否给予居留。这些官员相当于独立的“法官”,政府对他们没有指令权。后来政府发现这些法官审批得松了一点,就修改法律,政府委派一位官员再审核那些被“法官”批准的难民案件,如果过分出格才有否决权。可见,政府在审批过程中影响较小。

由于法官人数不够,每年申请的人都多于法官审理的人。2016年德国共接受72,3万避难申请(其中26,46万叙利亚难民,12,49万阿富汗难民,9,43万伊拉克,2,61万伊朗,甚至阿尔巴尼亚1,65万,俄国1,17万),审核者却是61,55万(批准率63,3%),一年内就累积了近9万未审核者,历年下来积累无数。要加快审核过程,政府需要聘用更多的法官。另一个捷径是,由外交部确认哪些国家不存在国家行为的人权践踏(如阿富汗、伊拉克),这些国家的难民不用审核就可以立即拒绝。为此,政府要提高获得政治避难的门槛,但这需要获得议会同意,而反对党和许多人权团体都坚决反对。

二、如果申请被驳回,申请者一定会上初级行政法庭起诉;如果败诉,再去中级法庭起诉,甚至还去高级法院或宪法法院起诉,这一拖就可能几年。这些官司是法庭的事,政府无权干涉。

三、如果难民全部败诉,就面临遣送出境,这才是警察、即政府的权力。但或者这些难民没有身份证件,或者他们的来源国不接受,或他们临上飞机或火车时大吵大闹,德国机长只能拒绝这样的人上飞机,警方就事实上无法遣送。

2016年7月Ansbach的恐怖袭击者来自阿富汗。德国法庭早就判他遣送出境,但德国医生却诊断他患有忧郁症,出于人道考虑不能将他遣送出境,德国政府无能为力,只能先治病再遣送。

12月柏林圣诞市场被袭事件的犯罪嫌疑人是2011年通过水路流亡到意大利的突尼斯难民,同年10月因为纵火未遂案而被意大利判刑四年。2015年5月刑满释放后要遣送回原籍,突尼斯政府否认他是突尼斯公民而无法遣送。2016年4月他又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三个月后就被拒绝,又要遣送回原籍,因为同样原因无法遣送。德国政府与突尼斯政府交涉半年后,突尼斯政府方才愿意接受他遣送回来,这时该难民已经失踪。

2016年1月,德国内政部长Thomas de Maizière专程去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三国,就难民遣送回原籍问题与三国政府谈判,其实就是德国给钱,三国能接受逃难到德国的该国难民。谈判之后,遣返问题还是没有根本性改观,每次遣返依旧困难重重。为了提高效率,联邦内政部长希望设立“遣送中心”,反恐和遣送难民出境由联邦警察统一负责,不要再由各州警察来分散管理。但要削弱各州的反恐和遣返难民权力,立即遭到各州反对。社民党主席Gabrier就说,现在伤筋动骨地改革德国警方结构,至少几年忙于平衡由此引起的内部矛盾,反而削弱反恐的精力。所以,反恐和难民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技术问题和外交问题,每年非法新入境的难民多于千辛万苦送出境的难民,难民只会越来越多。

要自己设法保护好自己

德国是一个法制国家,但法制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犯罪现象,尤其在今日风云变幻的年头,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矛盾搅在一起,任何分析其实都是脆弱的,不全面的。尤其是现今德国政府受到国内民众很大的压力,很可能会加大遣返难民的力度,这对被遣返者是致命的。如果那些人彻底绝望,铤而走险,报复社会,则由难民引发的恐怖事件还会继续增加——是否是伊斯兰恐怖只是形式,实质上更多是难民的社会问题。从这意义来说,希望法庭一旦拒绝某难民的居留申请,就要尽快遣送他出境,至少要严密监视这些人的行为,这段时间正是这些人制造恐怖活动或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对德国社会的危险期。

伊斯兰恐怖活动情况也类似。一个无法容忍他人或其它宗教的人,不是这个人强势的表现,恰恰相反,是这个人弱的表现。因为自己弱或感觉弱,担心被别人超越,担心周边越来越多的人离自己而去,就采取暴力手段对待自己本国老百姓,采取恐怖袭击对待西方国家。所以,越是伊斯兰国IS在中东节节败退,则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恐怖袭击就会越来越频繁,这是现在的国际形势,西方社会就处于这样的恐怖袭击危险期。

当然,德国警方再也怎样保护也不可能万无一失,最关键还是要自己设法保护好自己,尤其是女性。法律只能惩罚犯罪者,却无法挽回受害者的生命,无法弥补受害者心灵的创伤。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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