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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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风云

中国航空史上的洋先锋

——访谈在亚洲出生长大的德国飞行员女儿苏桑娜•弗里克Susanne Frick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华民国政府中有一群德国专家在静默工作着。这些日耳曼人多数是军事参谋,还有一组飞行专家。这些为数不多的飞行员在军阀割据、处处狼烟的异国他乡,飞行在大江南北、漠河天山,为中国交通开辟航运路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的航空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拓荒者的功绩。这一群人有一位来自德国黑森林的施万禄先生(Max Springweiler,1906-1994)。施万禄是飞机技师,1931年12月22日刚到北京不久就接受去乌鲁木齐的试飞任务。他与同事两人驾驶一架容克尔W-33型的单引擎飞机,飞机最高时速仅每小时170公里。在没有详细地图、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无线电指挥站、甚至没有飞行线路和目的地的情况下,在零下10度的严寒天气中,要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开辟一条处女航线。由于这种飞机的单次飞行距离只有1000多公里,中途还必须在无名的沙漠上着陆加油。

施万禄他们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预订中途的加油站是瑞典科学家赫定(Sven Hedin)设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探险营地。他们在荒漠上空飞行了6个小时,天黑了,只能降落在一块平地上,在那里过夜,并要通宵用燃料燃烧使铜壶里的水保持温度,不至于冰冻,用于次日的引擎用水。第二天他们还得轮流转动螺旋浆,使发动机重新发动,让飞机起飞。他们在荒漠中寻找赫定的营地,几经周折才找到,并和营地上的来自瑞典、德国的科学家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圣诞节。

24日,他们加满了油,告别了探险家们,继续往西飞行。飞到乌鲁木齐上空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在一个类似机场的地方降落。由于地面结冰,飞机打滑,差点在雪地上翻了个筋斗。终于有惊无险,等了一个小时才突然受到当地官员和好奇群众的热烈欢迎。

时隔多年之后,施万禄在他的回忆录《中国航空先锋》(Flugpionier in China)中写道:“这次穿越戈壁抵达乌鲁木齐的飞行,是这种方式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的处女航得到了官方赞扬,也受到了大众欢呼。然而,如果清醒地审视我们能够成功地进行这次飞行,只是非常幸运而已。因为在冬天,一架单引擎的发动机用水冷却的飞机在戈壁沙漠上,险象环生,能够飞越2500公里的距离,实在是一次鲁莽的冒险。”

施万禄在后来的近二十年里,飞行抵达了中国的几乎所有可以着陆的城市。他经历的那个岁月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战火不断,飞机会不时遭到炮火射击。而飞行技术也处于初级阶段,飞行环境异常恶劣,根本没有科学导航。他的不少同事都先后在飞行任务中不幸罹难。他幸运地存活下来,到了退休年龄可以和妻子及两个在亚洲出生的女儿回到故乡,幸福地度过晚年,并用笔记下来自己在中国的飞行生涯。

前不久,笔者前往施万禄的二女儿苏桑娜(Susanne Frick)在德国哥平根的家中,对她做了访谈。因为与苏桑娜认识多年,我们已经成为朋友,她也是哥平根德中友好俱乐部的成员。所以,就用你相称。

出生在河内

芮:苏桑娜,谢谢你送给我你父亲的回忆录。读了之后,对德国飞行专家在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中的贡献有了感性认识。真要感谢你父亲这一批人,为中国民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桑娜:其实,中国这块土地也成就了我父亲及其同事们的事业。他们在中国认识了那么多朋友,你知道韩素音吗?(芮:读过她的东西。)

她是我父亲好友的女朋友。我父亲刚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她。你看,这些照片。(芮:你们在战争中居所不定,屡经迁徙,这些照片是怎么保留下来的?)是从亲戚朋友手中一张张搜集的。还有的是历史学家提供的。比如我父亲的这张照片就是一个美国学者发现的。看,这是那段历史。我们认为,这是在西藏。(芮:我认为这是在青海。)这是我父亲。那次飞机在迪化出了事故。这张是在兰州。

芮:好,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你是在河内出生,在亚洲生活到17岁?

苏桑娜:1941年2月25日我出生在河内,4月3日在医院的小教堂里接受了天主教浸礼。那时姐姐贝蓓尔只有两岁。实际上,在河内我只生活了几个星期,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很不平静。日本人已经离这里不远了,我们必须离开越南。父母与河内的德国领事馆联系,计划坐火车到云南,可是火车轨道被日本人炸坏。就只有在越南乘船到上海。经过香港海面时遇到了台风。但是我们没有在香港停留,因为当时英国还控制着香港,如果我父亲被他们抓住,就会像别的德国人那样被送到印度的集中营。所以,顶着台风继续前行。后来我们安全地达到上海。

芮:你后来还去过越南、你出生之地吗?

苏桑娜:再也没有去过了。

动荡的童年

芮:你们在上海生活了八年?(苏桑娜:是的)

你们到达上海不久那里就被日本人攻占了。

苏桑娜:根据我父亲的回忆,那时上海环境复杂。日本人攻占了上海,英国人必须离开。德国人在日本人的眼里虽然是“友好的敌人”,也不受欢迎。因为在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里,所有欧洲人都是敌人。

芮:人们一般都认为,德国是日本的盟友,那么德国人在日本的统治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苏桑娜:刚到上海,为找住处也费了很多心,后来我们在一个英国人家中安顿下来了。那个英国人叫亨利•杰克逊。(芮:他们是日本人的敌对者,在那时的上海怕待不下去吧?)是的,他们必须离开日本占领区。否则,就被日本人关在集中营。亨利的命运就是这样。

芮:还记得在那里的日常生活吗?

苏桑娜:上学前的事情记不得了。我们上的是英文学校,说的是洋泾浜英文,都带着各自的口音。我们这些孩子平时骑自行车,还喜欢爬树。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英国人被释放,亨利也自由了,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就回英国去了,同时还把我姐姐带到英国生活了三年,为了治疗她的斜眼。因为她在香港出生,所以有香港身份。亨利也有个女儿和我姐姐年岁相当,都是七岁,是很好的玩伴。不过在那个时候,一个英国人带着一个德国小孩很奇怪的,因为英国和德国之间刚刚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争。(芮:贝蓓尔是什么时候又回家的?)1948年底。那时她已经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都不会说了。

芮: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了你们也必须离开上海?

苏桑娜:中国人来了,共产党来了,从北到南推进。在1949年我们只有逃亡到南方。那时我8岁了,有些事情我还可以回忆。(芮:逃亡的感觉如何?)只是感觉父母在不断地打包,装箱。上面都写上我父亲的名字。飞机是给国民党政府借的。装上油,飞到广州。我们没有签证去香港。姐姐是香港出生的,可以去。可是我和母亲得不到签证,不能去,就只有先在广州住下来。在那期间,我父亲飞去中国东北西北及中部许多城市,救出许多英国和挪威的传教士。在广州,我们没有学校,住在一所医院里,晚上很热。我们在院子里游戏。一年后我们获准去澳门,我们在那里上国际学校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节。

在外语中漫游

芮:你们在澳门待了多久?

苏桑娜:一年半。先在酒店里住。前几年我又去过澳门,那里的生意比拉斯维加还大。我们那时还没有什么赌场,今天就完全不同了,高楼林立,屋子里都安装了空调。那时在澳门,我们住在酒店里,我父母说这不适合我,就找了个民舍。我的天主教成人礼是在澳门举行的,那年我九岁。在民舍的院子里。看,这里是澳门,不是中国。(芮:这张照片也是澳门?)不,这是香港,我在跳高。这是1955年我在学校跳高。因为我的腿长,体育老师就让我参加这项运动。通常我不喜欢运动。这是后来的情况。1956年,这是我女友,她后来成为医生,我们没有联系了。(芮:后来你们就去了台湾?)我父亲因为工作关系先去了台湾,我留在香港上美国学校。16岁那年我来到德国上高中。(芮:那时你的德文如何?)德语很糟糕,只说英文,因为我11岁开始父亲就常常不在家里。姐姐从英国回来也只会说英文。那时我母亲只是用德文给她写信,她忘记了自己的女儿不会德文,还得请人翻译。贝蓓尔感到很悲哀,她是后来又学德文的。

芮:好像我的儿子,他们生长在德国,也不能说很好的中文。

苏桑娜:无论怎样,我到了德国就只有学习学习。当时在黑森林、在弗莱堡的文法中学,一所女子中学上学。通过努力,高中毕业时还考了法文。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平均成绩4分,感谢上帝,没有5分(5分就相当于中国的60分—芮)。(芮:也真不容易。)1961年我毕业了,就飞到台北去看望父母。作为航空公司的家属,我们每年可以免费飞到父母那里。只是要提前订座位,否则就要在机场等候。我有次飞到罗马,要转飞去法兰克福,等了整整10个小时。那时我每年都要从德国飞去台北,中途要转好几次机,有时在香港,有时在巴黎,旅途都是那么遥远。路途上很疲倦,又不能睡觉。在机场总是要等候消息。1962年他们移居悉尼,为汉莎航空公司工作,并开辟那里的航线,我又要多飞一段路程。

芮:黑森林你父母的房子还在吗?

苏桑娜:我姐姐继承了,租给了别人。在老屋的凉台上,看黑森林的风景非常美丽。(芮:你父亲活到什么时候?)1994父亲去世,三年后母亲去世,患的是心脏病。我姐姐住在博登湖。我母亲总是内向的,父亲严肃。我们不能做错事,不过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只是严肃地看我们,很糟糕。我对父亲来说不是那么重要,我父亲对姐姐要求很严格。(芮:他对你不严格吗?)有时也会很严肃。还记得我随父母第一次到欧洲,那年我12岁,经过罗马时在机场停留。我看见意大利女人在打扫候机厅,感到奇怪。因为在亚洲,我从来没有见过欧洲人做这些粗活。我父亲听我这样说,就严肃地告诉我:有一天你也会打扫卫生的。那时我还不相信。(芮:后来你长大了,就明白你父亲的话了。)我父亲的经历真是很传奇,他从德国的黑森林去了中国,在那里飞行。有时日本人射中了他的飞机,不过他死里逃生。经历了无数次事故,坠机,他都幸运逃过死亡。

芮:如果他不去中国,在德国会如何呢?

苏桑娜:天知道!不过在德国的命运也许会很惨。(芮:你从小还没有经历过德国战争灾难,是幸运的。)对我们来说,世界是粉红色的,是父母保护着我们。我们常常被父母很早就送上床睡觉。根本不知道世界的黑暗一面。(芮:在上海,抗战胜利后的情况如何?)虽然是在内战,我却没有感到危险,那时我还小。我姐姐在英国,在受到轰炸时我母亲总是说,我们应该藏在桌子下面。(芮:也许在你看来好像在做游戏?)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是动荡的。25年时间中就有25次搬家,平均每年一次。还好,我们租的都是带家具的屋子。

过去的影像

芮:这些照片是在哪里呢?

苏桑娜:这是我母亲和父亲在香港。上面是寺庙,这是东山法门,对面就是蓝岛。现在,那里雕塑了一尊巨大的佛,那时还没有。(芮:在香港的生活如何?)在香港我们生活得很不错,我们家雇了一个园丁,一个保姆,我母亲教她们如何烹调德国菜。我们只有在特别情况下才吃中餐,有时客人来就要做中餐吃。我母亲还为保姆的孩子上学交学费。为了保证保姆没有乱花钱,她总是要检查,叫保姆从学校拿回收款收据。

芮:这又是哪里呢?

苏桑娜:台北郊外一个叫天目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买了一座别墅,带了一个美丽的花园。虽然我们雇了园丁,可是我父亲还是愿意自己在花园里工作。他修建了一个池塘,在我们的屋子外面还有稻田。(芮:事实上,你那时在香港上学,只有放假才去台湾。)是的,这是我们在香港的学校,穿的是校服。今天在德国的学校已经没有校服了。不过,有时也举行流行服装秀。(芮:在中国的学校今天也还实行穿校服。)德国却没有,德国的学校制度简直是一个灾难,太糟糕了。学生们太自由散漫,以前不是这样的。

芮:这些还是在台湾的照片?

苏桑娜:这就是我们那时的别墅。这是临街的一面。这是我父亲工作的公司。这是父亲和我。这是我们的两条狗,一条黑,一条黄,站在院子门前。(芮:这是你们在郊游?)我们去爬山,台湾的山多。(芮:这是你父亲驾驶的飞机?)这是运货飞机,这是客机。这是我母亲与我。

芮:那时你已经比母亲高了。

苏桑娜:这是我们的保姆,负责买东西。这是网球老师,教我打网球。这是我们在沙滩上。这是邻居的孩子,这是我要乘坐回香港的大飞机。

芮:看起来,你们在台湾有一个美好时光。

苏桑娜:是的。这是我母亲在台北的一家茶馆前。这是我们在沙滩上晒太阳,这是那位租了这间房子的妇女,是小脚女人。这是我父亲与我。这是香港照片。比起台湾,香港好像天堂。五十年代台湾还很穷,在香港是我们生活的最好年代。(芮:这也是香港?)不,这是在曼谷旅行。我是独自去德国。看看是否还有上海时代的照片。也许在我姐姐那里。如果有了就告诉你。

芮:你们总是旅行。不属于任何地方。

苏桑娜:也许,这种父亲留下来的漫游基因还在继续下去。我女儿也不安分在德国,一个人去了埃及生活。(芮:你是什么时候来哥平根的?)

1968年,我丈夫来这里开诊所。(芮:这幢屋子是什么时候的?)1978年我们买了这座别墅,这房子的前主人是饭店老板,后来负债累累,被银行拍卖的。我们接手之后花了很多钱和精力来装修。这是我先生弗兰克的家族盾徽。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苏桑娜的起居室,看到了一幅画竹的国画)这是一位台湾画家给我父亲画的画,当时我父亲喜欢这幅画,画家自己也特别喜欢,就仿照着给我父亲画了这一幅画。

芮:我可以给你照张像吗?(苏桑娜:好,就在这里吧。)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苏桑娜:不客气,你来看我,我很高兴。

(2014年2月根据录音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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