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风云

教育与国民性改变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倘若国民素质与能力没有进一歩提升,则即便政府政策嘉惠企业,又如何强化自身竞争力以应变?

先看看美、德、日三强过往的消长变化。90年代前日本能与欧美鼎足而立,为何90后会经历惨淡的廿年?最大原因是逐渐形成的全球产业分工,将日本竞争中的强项抵销掉,而暴露出来现有教育方式的缺陷。日本沿袭传统的儒家精神(亚洲教育方式大致相似,只是往日台湾与今日中国更倾向犬儒教育),强调既有的传统下依循传统体制以掊养专业人才为宗旨,其核心竞争力并非在创新,而在改善,由模彷入门,再提升为制作改进,最后定位在物美价廉上。大体而言,日本的竞争主轴是以品质齐一和质价比好,来弥补创新不足,维持与德美并驾齐趋的状态。

当美国80年代逐步将本身不具竞争的制造部份交由亚洲四小龙来代工,再经90年代大量转到更廉价的大陆后,日本产品在品质与成本上的优势逐步丧失。传统上日本整个社会都依循循序渐进,不容忍有任何冒进行为,即使破坏性中带有创新仍会被各方封杀。若以四小龙或中国为竞争对手,日本竞争力仍措措有余。但想与德国、美国一较高低,则须变更其原有以改进为主轴的竞争模式。所以日本的困境是如何转变为创新者的天堂,以孕育出创意为主的大师,来领导日本再拉开追逐者的差距。

西方的教育方式,基本采用启发式教学,并不强求学生依葫芦画瓢,因此社会大众较接纳破坏性的创新之产品或观念,尤其在美国众多创投更是捧着银子等创新者的青睬。80年代后,新産业几乎都从美国兴起,像PC界的苹果与英特尔、操作系统的微软、社交网站的脸书、搜寻引擎的谷歌等等,就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创新的竞争力远大于改善为主的日本。在美国,创新改变被高度容忍甚而鼔励,成功后带来超巨额的奬励,使得社会过度崇拜赢者、英雄,放任创新者纵横市场而无太多限制,不但忽视分配的正义性、即牺牲弱者的空间,制度允许赢者全拿,也因此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另外,启发式教学使有天份的学生不受教材的局限,才能没有被环境埋没等优点,但社会代价是,大部份学生的基础知识严重不足。这使体制内很难提供产业所需的、大量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也因为基层员工素质不够,造成品质全面不稳定,所以大多数美国公司终究不是将制造工厂外移,就是面临公司关闭。但由于很难保持长期在创新上独佔鳌头,所以放弃制造后,公司很容易再失去产品的竞争力,尤其在大宗产品(commodity),制造流程改善常比功能改进重要,这与破坏性的创新基本是相异的特性,这造成美国公司的平均寿命会比日本、欧洲同性质公司短。

同样面临本土生産成本高涨的压力,德国为何还能在领先群中屹立不摇?答案是,德国的社会体制大大修正了美国优胜弱败的毛病,并且教育体制使得国民得以理性与执行力,帮助德国製造能力后发而终赢,结果产生出为数最多、且遍佈各行业的隠形冠军。

创新者创造了需求,拿走绝大部份利益;生产者仅是引合需求,分到只是剩下的蝇头小利,想生存或获利的生产者得靠经济规模来达成,一旦新的破坏性的创新节奏太快,生产者原先之投资就成镜花水月。台湾想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存活下来,似乎得靠薄利多销来达到经济规模。但中国觉醒后,台湾人做得到的大陆人不但能做到,更因地大人多使代工成本比台湾更低廉。有些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竞争与获利方式才是台湾该学习的,在此引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裡德曼,他书中写到:“不用担心中国偷窃美国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偷窃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台湾至今在抗拒大陆,是因为中国尚未偷窃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否则台湾早扑上去抢抱大陆的大腿。台湾由代工起家,若继续沿袭模彷与代工之路,迟早会遇到与日本类似之问题,受到新兴国家以更低价位来争食。

今后台湾代工势将完全无法与大陆竞争,而想创新却无法超越美国,脱离困境的出口就是,在中国尚停留在非法治状态时,努力扩大软实力的差距,最好学习德国隠形冠军方式,在原有制造基础上,注入持续创新与坚持制程改进,并寻找一块市场生存,不要走大宗产品的市场。台湾现在70分,该做的不是重复原20分拉到60分,而是学习像德国由70分逐歩提升到90分的方式。

快乐成长与揠苗助长

台湾父母在小孩幼儿园时期,就抢先教起注音识字、甚至以双语教学。课余再送去学数学、诗歌、钢琴、绘画、舞蹈,套一句补习班的广告词:决不让自己小孩输在起跑线。所以小孩自幼儿园起,父母就将他们小孩学习课程排得满满。这种提早学习常对儿童心智发育极度伤害,犹如尚在发育的软骨承受过重过长的压力,就得强化骨骼硬度,而牺牲了成长发育。

德国孩子在幼儿园主要学着过群体生活,例如别人交谈时不能任意打断,发言时要举手等候,回家前整理自己玩过的东西,也教垃圾分类处理、环境保护等常识。教导小孩遇到问题如何找警察帮忙,不但看懂交通指示牌,老师还带儿童上街学习遵守交通规则,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去花圃参观学习分辨各种花草植物。德国小学四年级之前,孩子只是快乐地成长,若有教育都是融入玩耍游戏中,似乎都学些礼节而非能力。我家老大在台湾读完小一,到德国接读小二。为加强其德文,才知道德国小学不但没功课做,连课本亦不准带回家,整个小学四年仍像幼儿园寓教于乐,好像台湾的放牛班。事实上,台湾与大陆过早的学校教育,就像青少年未发育前做过度的重量训练,家长强迫孩童接受强度学习的同时,亦造成小孩待人接物的错误态度,对能力或适应力不足的孩童更造成身心无可弥补的戕害。所以把筋骨训练更强壮,但发育中的软骨亦被提早强化为硬骨而妨害进一步的长高与成长。

因材施教与鸡兔同笼

台湾中学编班仍维持优劣同校、鸡兔同笼的编班体制,使班上听得无聊的一群与听不懂的一群成为班上捣蛋的成员。在台湾家长望子成龙成凤与形式主义的教学下,学习被扭曲如大型农场的喂食系统。老师教学时很少以启发式,常是直接灌食标准答案,上课或考试都不喜欢学生有自己独创的想法。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被迫将许多完整相关的知识切碎为片断分离的资料,以便囫囵吞枣消化。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下,学生少了怀疑省思的过程,只求强记硬背,如此受到原有框架的局限而不知,造成日后遇到问题无法打破旧有枷锁来解决。加上恶质考题的出现,学生被迫参加校外的课后补习班与购买各式参考书,都是辅助学生不用思考的消化,兼以密集长时间的反复练习,学生仅求在解题做答上快速正确。不读课本以外材料,而是重覆呑食可能之试题,一次再一次,直到答案是反射性的跳出为止。

德国却採取能力分学、因材施教,小学四年后就依学生志愿分升学或就业学校。七年级再依能力调整,不合格学生转就业学校,否则留级以达学校水准。九年级再进一歩要求不适合学理论的学生转职校或留级。融合制学校的上课亦打破班级建制,课程内容是依学生能力而分班上课,到十二年级对不合格学生都不被允许参加大学申请。在平常就学日子,家长与老师很少提醒学生须专注看书,反而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校外社团,学习课本外的技能,并规定学生假期都得到企业实习。对就业学校的学生除加重实作课程外,与企业界合作,积极恊助学生以半工半读完成学业。除了强化职校教学质量与辅助进入就业市场,对慢熟的学生亦提供一条回流大学的路径。

教育体制使台湾的许多大学生仍然像中学的求学方式一样,只求消化与吸收前人经验,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使得日后不知如何分析问题与独立学习,亦不能解决未遭遇过的问题,更无能力创新开发。德国教育体制除训练学生谋生的专才中,亦确定学生找到适合他们发挥的兴趣戓专才,其独特做法是学科三修限制。即大学学科有三修不过后,则终生都不得再修了。因此,德国大学转系不需要考试,名额有空即可转入。不同于台湾考入即毕业,德国大学是入学容易毕业难,进来就严格要求,此避免学生勉强在不适合的科系毕业,亦确定学生己歩入社会职场前,学会分析问题与独立学习。虽然有些学生为寻找适合自己的科系会多花1至2年,甚至被迫转到在职专科,但不会误了一生,等于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以我小孩读的亚琛工科大学为例,毕业前刷掉比例高达七成学生,若能毕业,平均需达读5.5年。在台湾从一流到末流大学都是让学生4年按时毕业,而近乎团进团出。今日台湾延长毕业的定义是到研究所“待着”,延迟就业之代称。如此形式上拿到的文聘对他们与对社会还有用吗?

台湾另一严重问题是,许多原来培养技术的五专、三专与技术学院都升格为大学,学校缺乏足够的实作课程。不但没有训练出具竞争力的工程师,也造成台湾大量缺乏合格的技术工人。

相对地,德国保持傲人的成就,拥有美国所欠缺的执行能力强且注重细节的基层人才。德国师徒制,将现场技术与严谨确实的做事态度代代传承下来,此种技术与细节常需一对一现场实作,才能将理论与实作无缝结合,把现场执行力传承下来。有一台商子弟在申请大学机械系时,因须具备机械工场之实习资历,所以到一家工场做无薪实习。在工场实习第一天就被要求将5块铁球磨成各12厘米的正方体。他虽埋怨如此单调无聊工作,仍努力作完交差;但第二天一早到工场就被要求重做,现场师父再次强调须磨出精准的12厘米铁块,精度须在1%内即1毫米的误差内,不多也不少的尺寸。因5块都须重做,他须提早到,加上延后离开地加班。而往后整个暑假实习就是在建构执行力的震撼中渡过,包括工具的归位、工作场所的整理、作习时间的遵循、知之即做、不知当问的工作态度等。所以设计能力尚未培养前,执行能力几乎大体具备。相对台湾的实习像夏令营,有些地方更像放牛班,若有学到,恐怕大多为表面工夫,甚至有成为变相的低薪劳工,学不到任何技能与观念。德国技工的薪支待遇与公司行号之职员相似,事实上不管是动脑或动手,只要有一技之长,薪水待遇甚至福利都雷同。手艺精巧的技术工人,预约都排到三个月之后。德国确实做到职业无贵贱、行行出状元。

人才的培育做到适才、适所,则国家的人力资源就不会浪费,社会成长所需的人力资源得以源源不绝地供应,所以教育体制决定了国家长期竞争力的基本面。

德国软实力的加持-德语与法律

德文具有高度复杂的文法,深具逻辑严谨的特性。德国中学的教育期间,学生都得接受完整而严谨的德文来洗礼个性,德国学童就在青春时期就奠定出日耳曼民族性的基础。而中文句子无强制要求,可由单字与词句堆叠一起就成句子,动词没有时态变化,也就是无论现在式、过去式、未来式、完成式、假设语气,都用同一动词。时态仅能从前后文字去寻找时间副词的存在。若作者表达疏忽,则听者常一头雾水,半懂半猜。中文人与物的主格、宾格完全一样,谁是主动谁是被动并非一目了然。中文句子结构不严谨而留有许多想像空间,因此若无当面澄清,作者原意都难以得知。结果一句中文句子十人读完,可有二十种解释,且都合理可以接受。

德语以句子为本,句子结构规定严格,各个单字位置不得任意放置,否则变成“不合法”的句子。德文动词的变化清楚说明时态,不会有时序上的混淆,在格的分类,除了所有格,主格,宾格外,比英文更是多了一个间接宾语,即将英文受词分出直接受词的受格(Akkusativ)与间接受词的与格(Dativ),句子上出现的毎一人物定位都由“格”标示清楚。A拿B打C,ABC的格式即使用代名词都清楚了然相互关系。

更严苛的是名词的性别,除了字首大写的要求外,都分成阳性、阴性与中性,且须加上其对应之冠词der、die、das。由动词转化之动名词亦由此区分清楚。所以德文的3性乘上4格,在冠词、在字尾形成为严谨的“安全阀”,加上整个德文系统里,文法规定多如牛毛,使每一句德文沟通上准确到位,十个人看一合法句子,仅有一个解释。德语句子像理学,讲求解释唯一性,文法做到近乎完整性。想想,在个性养成的儿提时代,学习如此札实的语言。当惯性地执行德文文法规定后,自然将日尔曼民族性打造出是服从性高、严谨而理性的处事态度。德语对整个民族性的潜移默化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亦使沟通时讯息明确、省时而决不失误。

德国法律对日尔曼民族性作进一歩加持,国民各种行为规范都有相对应的法律与判例对应,而且法理与时同进。德国的法律,小到劳工法,几乎每年都在修正,大到宪法都会依时代而公开讨论而有修正。法庭能公平和理性地解决民众的争议,民众不需要沦落到街角感性斗争的地步。论语曰“君子如德风,小人如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台湾所标榜的情理法,到德国就仅有“法法法”的法律至上。虽然少了人情世故的圆滑,使法律引用不会出现因人、因地、因时、因情的人情关说,如此民怨必少,民众得以适从,自然民情趋于淳朴。台湾的法律以往就有立法从严,执法从宽,以选择性办案,沦落为执政者对付异己的工具。今日亦无法与时同进,使许多相同案情出现相互冲突的判决,这显示不严谨的法律,容许了法官唯心裁决的缪误。追根究底是民族性少了严谨成份,反倒以弹性来游走于灰色地带,造成以办法、惯例来代替法律规章,毎有问题双方就从依惯例还是依规章的认知开始争执,造成社会纷争不断。法律提供公平、正义的环境,人民就不用花心思在抢夺和防止别人抢夺上面,社会自然呈现安居乐业。

台湾人个别表现都不输德国人,但在群体对抗时往往内部沟通的时间与力气比外部作战还辛苦。因为要互信进而合作之基础,在于沟通是否良好,沟通良好的团队就能轻易产生加乘的整体战力。所以在描述意境等形而上的观念时,中文可轻而易举地达到至善完美的境界;若讲求沟通等形而下的实务时,德语是最能达到真实结果。中文文法须强化使句子讯息意思唯一性。

理性的反省

台湾己日趋理性,但有些人在讨论议题时容易感情用事,不喜听对方讲述的道理,只想问是否相挺,理智都被感情一扫而空。不相识时还东挑毛病、西指问题,一旦发现彼此有关系存在,或朋友或亲戚或同乡,立刻换上相反态度。这种以亲疏关系来决定是非,真可谓“循名而定是非”。德国邻居或朋友聚会讨论事情,可以深入议题而不动怒,尤其一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更是家常便饭,可以理性讨论而不伤彼此感情。

台湾人的道德心亦是感性,视彼此关系而生灭,甚至别人的公德缺失,绝不站出声讨,对私德缺陷却喜到处传播甚至暄染。德国人的道德心是毫无感情而理性的,依其法律案例所规范。所以绝不会因为你是好友戓认识的人而对你插队、大声喧哗、甚至花园不除草、门前不扫雪等等,绝对有数人出面提醒甚至制止。但对私德的缺失,任何人都无权也不会私自造成他人伤害,对非公众人物的过失亦不允许二次处罚或伤害,舆论亦不该未审先判,司法该严守正义。

中国对日本否认在南京犯下屠杀的罪行痛心疾首,却暴力掩饰对学生、对人民的各种罪行。国格如此建构,人民亦学会装聋作哑,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德国历史学家依事论事毫无扭曲爱国情操,对二战的历史忠实记录,一再向世人坦承纳粹罪行。毎当有民族偏极份子意图漂白二战德国罪行时,社会民众与法庭都会站出来维护其主流价値观。柏林牆倒塌后,柏林法庭审判东德守卫射杀逃亡者,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射杀逃亡者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但柏林法庭最终判决将开枪射杀逃亡者的卫兵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法官指出:作为守卫,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柏林法庭再一次确定西方之价値观,德国法律明确将良知高于服从的定位,阻止往后暴政盲从者的藉口。德国细腻的正义可由下面案例了解,2012年初德国宪法保护局在面对德国左派国会议员质询时,对监视国会议员之事直认不讳。德国联邦内政部长Hans-Peter Friedrich出面声明,以是否“违反自由、民主等基本准则的行为”为进行监视的审核理由,坦白的态度令讨论得以理性地完成,最终得到国人支持。另外,德国检察官竟可以用公款买下外国银行职员非法盗录(德国)客户之存款资料,此种原属非法採証,最终亦由宪法法庭认可,作为打击德国富人逃税的合法手段,不会人人都知有逃税到邻国的银行,却无法可査。

这些社会事件都在德国各界以理性探讨各个层次的优缺点,由各个角度合适地由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做取捨,执行前以严密的讨论与规定,制定下来后亦是严格依法不依人地执行,对内部有执法过当之事亦不诿过而自清门户,以釐清问题是出自系统的规范或来自人为的执行。德国细腻的正义在于理性及执行力的到位,其声誉的维护在于自清而非掩盖文过。司法守住公正,造就媒体保持在新闻服务业、而不是成为(新闻)制造业或政府的应声虫,则民意就可以通畅于媒体,政府就不用监聴百姓,而代之于倾聴。

国家之长期竞争力在人才的培育与人才的发挥,前者靠教育体制,后者依社会体制。教育是百年之计。目前台湾教育就只能做到今日各项的表现,但想脱胎换骨般地强化自身的竞争力,唯有从基本功的教育着手,其它财经奬励政策丶税制、汇率反是配套辅助系统、短綫效果而己。

美国以QE方式的宽松货币政策让美金贬値,带动美国出口的旺盛。日本安培上任后亦是直接把日币贬値超过20%,整个日本经济亦开始活络起来。这种以汇率为杠杆的竞争游戏让韩国立刻跟进,连带其它亚币都会跟进。今年六月欧洲央行ECB亦祭出前所未见的负利率措施,使得欧元急贬、欧股跳涨,大大拉起欧元区的短期竞争力。这类短线作业立竿见影,但国家原有弊病仍存在,只是传移或延后而己。台湾面临着成长之瓶颈,与其重复旧有成长模式,不如学习日本、德国的转型经验。而德国的理性与择善固执才是台湾的感性与快速弹性所需互补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