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风云

六四在德国社会的集体记忆

八九学运已经过去了三十年,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已经淡忘了当年的悲愤,新一代人中许多人还不了解、或只是肤浅地了解当年的事件,这就是中国政府想刻意达到的目的:用掩盖历史、篡改历史的手段,将当年的这一罪恶从人们的记忆中、从历史上抹去。但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得过于惨烈,过于惊心动魄,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世界历史的集体记忆。其对整个世界的冲击,可能不亚于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个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惨案,牵动了远隔万里的德国民众的心,而且过了30年都没有改变,一如既往地悼念“六•四”惨案中丧身的人们。就如瑞士《巴塞尔报》6月4日的评论中所述:只要在中国禁止讨论“六•四”事件,国外就要提供平台,让人们充分地讨论这一历史事件,悼念这一事件中的死难者。

六四时德国社会的剧烈反应

在西德,就在六四大屠杀发生的次日,不仅全德所有大城市、所有大学都自发地发起抗议活动,发起对北京六四死难者的悼念活动,甚至许多德国小镇,有史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游行抗议活动,这次也破例发生了。1989年6月10日,德国议会四个党团共同提案对中国政府屠杀人民的谴责案,议会中全票通过。一个星期后德国议会感觉还不够解气,又以同样的谴责案文本再次在德国议会表决,又全票通过!这在联邦德国议会的历史上还未发生过第二次。

就在那场事件中,德国议会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对华政策的改变。例如,

一、促成欧盟对华军备禁运,该禁令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对中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因为许多高科技产品,既是民用产品,也可以成为军用产品,所以都被列入禁运名单。温家宝下任前夕专门赶赴德国和其它欧盟国家,想游说欧盟能够开禁,结果四处碰壁。现在有南海争端和南海军事化倾向,欧盟就更不可能对中国开禁军火贸易了。

二、六四大屠杀后,德国或欧盟没有对中国经济制裁(外界说经济制裁不准确),因为在一个自由经济世界,谁也不能阻止谁去做生意,反而现在被美国搞得有点外贸不太自由了。德国唯一做的“制裁”是,不再对想去中国新投资的德国企业作担保——对通常海外投资只有经济风险,而到专制国家投资还要加入政治风险,所以希望获得本国政府的担保——这个禁令是在1992年部分取消的,因为原东德地区的一个造船厂得到了中国两艘大型货轮的订货,如果没有德国政府担保,该船厂就不敢接单,担心如果中国发生政治变化而血本无归。

三、德国各州政府发布行政令,所有1989年10月31日前来德国的中国学生学者都可以无条件获得德国居留延长(Aufenthaltsbefugnis)。上世纪90年代中叶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中国政府向他谈判说,认为德国可以以任何形式将中国学生学者留在德国,但不希望以这样六四为背景的形式。科尔马上表示:这是我们讨论的禁区,这不是我总理所能问津或干涉的事情。

四、明确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此后举行的每年一度的中德法治国对话等,以及近年派医生前往中国看望刘晓波、德国总理成功邀请廖亦武、刘霞来德等。

如果问“六•四”后欧美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态度变化,则最大的变化是:

西方民间:本来都以为中华民族尽管贫困了一些,但那是一个善良、崇尚和平的民族,所以都愿意无偿地帮助中国。经历六四后才恍然大悟,中国专制政权居然可以这样残暴地对付中国人民,一点不亚于纳粹政权。例如笔者当年担任助教的德国大学,德国教授们全力培养中国学子,希望他们学成归国促进中国科技。六四后那些教授惊呼,怎么能把这么聪敏、温和的学子送给这样残暴的政权?最好全留在德国。

西方政界:以前大都讨论中国经济发展、西方企业到中国投资、为中国建设培养人才等;六四后,西方社会开始关注中国人权状况,西方政界将中国人权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例如当时任全德学联主席的笔者,1991年将《中国之春》上发表的一份103名政治犯名单递交给德国经济部长莫勒曼(Juergen Moellermann)。经济部长访华期间,当面对着李鹏与朱镕基,以德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份名单的每个人的下落给予解答。这事件轰动欧洲,后来许多西方政治家访华时,都会带上一份政治犯名单。

中美关系:西方原以为中国经济发展了,自然会带动中国的民主进步,30年下来,这种假设全部落空。如果不对中国经济制裁,不久的将来,一个经济庞大、技术先进的北朝鲜式专制政权将威胁整个人类(索罗斯在2019年1月瑞士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言)。所以,欧美对华贸易战针对的不是中国,更不是中国人民,而是针对中国专制政权。美国谈判中所提出的许多要求,就是要求中国实现法制,中共政权要将一部分经济权力还给人民。

北京大屠杀与东欧剧变

1989年是世界、尤其是东欧世界巨变的一年,六四大屠杀成为1989年第一幕血腥。于是许多人认为,是北京的八九民运促进了东欧剧变。其实不完全如此。例如

波兰:1989年2月执政党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6月4日举行首次民主大选,团结工会的瓦文沙当选为总理。本来,波兰共产党尽管将总理位置让给反对党,但保留军权,必要时可以重新当政。但北京大屠杀对这些共产党人当头一棍,共产党也会如此残酷地与民为敌,所以波兰共产党放弃了军队这道最后防线。

匈牙利: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就想实行民主政治,被镇压。1989年2月执政党就宣布开始多党政治,党内改革派与要求民主的党外团体和社会力量结合。主动与西方、尤其与邻国奥地利交往,取消边境的铁丝网等。10月23日修改宪法,确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

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想实现现代民主,被镇压。1989年11月17日(国际大学生日)的天鹅绒革命发生在北京六四之后。当月28日捷克共产党宣布取消一党专制,12月29日全民大选,刚出狱的哈维尔当选为总统。

罗马尼亚:东欧剧变中唯一流血的国家。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的匈牙利人发起抗议,被镇压。21日党主席奇奥塞斯库在一次集会上演说,被下面群众喝倒采,警方血腥镇压,镜头被电视台现场转播发向全国,激怒全国人民。奇奥塞斯库下令首都戒严,命令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出动军队镇压,米列亚拒绝:“军队属于人民。”,人民军队的枪口不准对着人民(中共口号:军队姓党)。米列亚自杀身亡,引发了军队倒戈,站在人民一边对付奇奥塞斯库的警卫队.奇奥塞斯库夫妇逃离首都,专制政权土本瓦解。

北京大屠杀与柏林墙倒塌

唯有德国社会公认,德国柏林墙倒塌与北京六四有直接关连。八九民运十周年时,前东德共产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Egon Grenz,1937.3-)写过一篇回忆录,发表在德国《明镜周刊》,回顾1989年前后东德剧变前夜的往事,笔者曾翻译全文发表在《莱茵通信》杂志的1999年第三期。

1989年10月18日,克伦茨与昂纳克在东德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

北京六四发生后,一些东德异议人士就写抗议信递交给中国驻东德使馆。仅仅在东柏林就有两座教堂,分别于6月25日和28日对六四屠杀举行悼念和抗议活动。而且,社会上抗议专制的风声越来越紧,东德共产党就以北京大屠杀来威胁东德的抗议民众。德共主席埃里希•昂纳克的妻子、担任26年东德人民教育部部长的玛尔果特•昂纳克(Margot Honecker),就北京大屠杀表示:“社会主义必须用武器来捍卫!”埃里希•昂纳克也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下令:“要将这样的(抗议)活动窒息在萌芽中。”——在东欧阵营中,东德是比较左的,镇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就是东德共产党提出,并且东德代表华沙条约国出兵布拉格。

为了声援北京政府,也是为了取经,1989年9月克伦茨带领东德共产党代表团前往北京访问,接待他的是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出乎克伦茨意料的是,整个天安门广场死气沉沉,江泽民丝毫没有任何“镇压反革命”后的凯旋气氛,而是无可奈何地声声叹息说,中共在处理学生运动上没有经验,才搞成这样——之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已经赶赴北京对邓小平说:你惹大祸了,现在时代不同了,怎么能以这样的手段镇压民众?邓小平才知道问题严重,十月份就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试图逃避镇压人民的恶名。

克伦茨到北京被浇了一身凉水。10月2日回到东德后,东德媒体不敢多作报道。他马上秘密召集最亲近的同僚,告诉他们,如果东德发生政治事件,千万不能采用“北京方案”——“北京方案”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上暴力镇压游行者的专有名词。10月8日在中央安全部的会议上,克伦茨分析了局势,明确表示:必须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任何冲突,采用暴力将一事无成。他的谈话获得了与会者、尤其获得了将军们的一致赞同。

但党主席昂纳克反对这样的“投降路线”。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国家安全部(Stasi)部长米尔克(Erich Mielke)也明确表示,反对暴力镇压民众。由此,昂纳克在党内步步失势。直到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政治局民主选举,克伦茨替代昂纳克担任了东德共产党主席,从而保证了东德政局的和平转变,直到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上面这些往事,克伦茨早在“六•四”10周年时就已经详细提及,但德国社会没有因此将北京大屠杀与德国柏林墙倒塌联系在一起。直到“六•四”30周年的今天,德国媒体才普遍地将这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德国民众相比其它欧美国家民众,对北京“六•四”死难者更多一份关怀之心。

德国社会纪念六四30周年

这次“六•四”30周年纪念,德国所有大型报刊,如法兰克福汇报、法兰克福环视、南德日报、柏林早报、世界报、时代周刊、明镜周刊、星周刊、焦点周刊等等,包括许多地方报刊,德国之声与北德广播电台等,都作了对“六•四”事件的介绍和回顾。德国电视一台ARD、电视二台ZDF等,不仅作了报道,而且分别作了几个、每个近一小时的专题节目,介绍这一惨烈的历史事件。

电视镜头中出现的人物,大都采访当年的当事人,例如多位当年(30年前!)德国媒体的驻京记者,德国驻京使馆官员,尤其拍摄下著名照片“坦克人”(Tank Man)的美联社记者Jeff Widener。他在“六•四”20周年时作为英国BBC记者,又去北京故地重游,在天安门广场邂逅了来自德国汉堡的女教师Corinna,后来结为连理,他现在定居在德国汉堡。就如他所说:我的命运与北京六四联系在一起。

采访的中国当事人有王丹、吾尔开希、周峰锁、方政、廖亦武等。可以说,德国媒体就连对柏林墙倒塌,都还没有作过如此详尽的报道和介绍——6月4日,也成为德国社会的纪念日。

2019年6月3日,德国政府人权专员Baerbel Kofler女士代表德国政府,发表了“六•四”纪念文。她说,“暴力镇压北京民主运动已经30周年了。我们不能忘记、也不可能忘记当时在北京发生的一切。联邦德国政府悼念30年前所有在这样无情行径下丧生的人们。同时我呼吁中国当权者,立即释放所有受到1989年6月4日牵连而被关押的人。要保障所有死难者家属怀念自己亲人、其他人悼念死者、及讨论当年事件的权利……必须立即释放所有因为秉持八九民运精神、和平投身人权与民主而被捕的人士。”

6月4日,德国议会基民盟党团人权和人道委员会主席Michael Brand,代表基民盟(执政党)发表新闻发布,他将中国军队6月4日镇压学生的行为明确定义为“大屠杀”(Massaker/massacre)。他指出,“天安门大屠杀的图像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kollektive Gedaechtnis / collective memory)……血腥镇压30年后,我们依然要求中国政府公开处理这一黑暗的篇章。尽管中国当权者一直试图将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军事行动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在1989年春天、在那场血腥镇压中丧生的人们。尽管那些死亡的人数迄今不详,但(德国)基民盟议会党团感觉,我们的心是与这些死难者联系在一起的。”

欧盟外交专员Federica Mogherini也在六四30周年时代表欧盟作出新闻发布:“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是如何压制观点自由、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1989年6月4日到底死难了、失踪了、被捕了多少人,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但这对我们下一代非常重要。”“欧盟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人权人士,其中有黄琦,高智晟,葛觉平,王毅,许林和陈嘉虹(音)。”

无独有偶,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也不看看日期,王岐山恰恰就选择在“六•四”3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5月30日至6月2日访问德国,据说要与德方谈谈中德经济贸易关系。绿党外交政治家Juergen Trittin警告德国政府,首先要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不是经济,而是人权;不是要暗暗地谈,而要在公开的记者镜头前谈,“恰恰就在天安门运动被镇压30周年之际。”

显然,这次王岐山访德日子不好过,没有看到一张欢迎的脸,访问结束时也没有一场通常都会有的共同记者招待会,更没有“国宴款待”。尽管中方媒体似真似假地报道了点滴王岐山与德方政治家的谈话内容,德方媒体却没有作任何报道,谈话内容也没有公开。王就这样空手回京,还得择日再来。

6月4日,德国绿党举行了两场“六•四”30周年专场讨论会,由绿党议会党团主席Katrin Goering-Eckardt主持。第一场讨论当年“六•四”大屠杀前后的政治背景、发生过程、以及对世界政治的影响。第二场是面对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社会。

讨论会中,不仅邀请了许多德国政治家(议员)和学者、人权组织主席等,还邀请了中国作家周勍。出乎意料的是,这次还邀请了2018年被德国批准为政治难民的香港流亡人士黄台仰和李东升——这说明,德国法院首次确认香港已沦为有人权践踏的地区——他们要讨论香港新推出的、意味着香港法制大倒退的逃犯引渡法。

一个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惨案,牵动了远隔万里的德国民众的心,而且,过了30年都没有改变,一如既往地悼念“六•四”惨案中丧身的人们。就如瑞士《巴塞尔报》6月4日的评论中所述:只要在中国禁止讨论“六•四”事件,国外就要提供平台,让人们充分地讨论这一历史事件,悼念这一事件中的死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