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10月6日在获诺贝尔医学奖后，屠呦呦对媒体说。但就在全体中国人沉浸在“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欢乐中时，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教授 Hans Forssberg 说：这不是对传统中医药的颁奖，我们颁的奖是给从中医药当中获得启发、作出贡献的个人。美国《财富》杂志在题为“2015年诺贝尔奖对传统中医药的意义”文章中称，是否意味着西方科学对中医药系统的认同？或许吧，但只是极少。

为什么东西方对这事会出现如此截然相反的认知呢？我想这里主要贯穿这样一个误区。中国人认为，青蒿素是从传统中药里得到启发提取的，它能治疟疾，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中药的厉害。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中药从来就没有真正治好过疟疾，“康熙皇帝患了疟疾，服用各种药物均无效，法人洪若翰等向康熙帝进献了金鸡纳（即金鸡纳霜）药，很快被治愈”。而从中药里提取青蒿素与传统中药本身是两回事。

人们常说：青春是一朵美丽芬芳的鲜花，而大学阶段则是这朵花开得最为旺盛的季节。然而，即使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在一个人最为纯洁的时光里，一个人也难免尘世的烦扰，难免不与社会这个大染缸无缘。

大学生活如天枰，一边是尘世的羁绊，一边是超然物外的精神信仰。置身于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面对当今就业的沉重压力，该何去何从呢？几年大学生活，一些学子与世沉浮，随波逐流；一些学子浑浑噩噩、与世无争；一些学子坚守青春、坚守信念，虽然周围喧闹浮躁，然而他们心中藏匿的理想依然闪烁着光。

近日读陈伟的《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一文，拨动了我内心深处搁置已久的琴弦，感触颇深。或许进入大学的人都不会陌生“学生会”这个字眼，因为对曾经加入过这个组织的人而言，这是一个让自己既爱又恨的组织。回首大学往事历历在目，与陈伟所言何其相似，不由得引起内心深处的共鸣，可谓与我心有戚戚焉。

陈伟直言，“高校的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我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我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学生会搞大量无意义、甚至有害无益的活动，不仅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更恶化了大学的学术氛围，扼杀了大学生追求真理、进步的精神。”一所大学欲胜任新时代之使命，成为有理念、有能力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成长的摇篮，而不是培养社会寄生虫、政府腐败分子、人民公敌的训练营，就需要正视业已存在的问题；不是竭力否认它的存在，而是要找出解决的办法，而陈伟提到的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高校，具有普遍性。

何应钦是民国时期的一级上将，抗战胜利之前是蒋介石手下最具实权的人物，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向中国投降的受降仪式就是何应钦主持。到台湾后他失去实权，但并未失宠，他利用较空闲的时间整理完成《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留下了一部正面战场珍贵全面的历史资料。

黄埔教育长

何应钦，字敬之，1890年4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县泥凼的一个经商兼农耕家庭。起初读私塾，16岁考上县高等小学堂。入学之初，城中士绅子弟见其身穿土布青衣，赤脚草鞋，举止随便，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娃，于是称其为“乡巴佬”。何性格倔强，根本不把这蔑称放在眼里，只一个劲刻苦学习，暗中与这些城里士绅子弟比个高低。同时，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因之教师们对其印象很好。1907年起先后进入贵阳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学习。1909年秋，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日学生，何应钦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入日本振武学校。昔日的“乡巴佬”成了东洋的留学生。

中共及专制卫道士煽动民族狂热，造谣民运人士是卖国者。参与民运需要自己出钱出力。民运人士无权无势拿什么卖国？说起卖国首推中共，是卖国的集大成者。历代卖国者大都是打了败仗，为保政权而被迫卖国；而中共主动卖国，在没有亡国之忧的情况下主动出卖领土、出卖侨民、出卖人民血汗。主动卖国比被动卖国更为可耻！本文分析中共在对外援助旗号下所干的卖国勾当。

花费巨资 援助三条白眼狼

中国援助最多的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三个国家的共产专制统治者都流氓成性，都是喂不饱的白眼狼，忘恩负义的毒蛇。

1950 年金日成悍然发起朝鲜战争。毛泽东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怂恿下，将中国投入这场非正义战争。战争开支高达7万亿人民币（旧币）。中共一方面强迫连粥都喝不饱的人民“自愿捐款，捐飞机大炮”，一方面向苏联举债56. 76亿卢布。中国除了举债支付庞大的战争费用外，还向朝鲜无偿提供总值人民币7.2952万亿（旧币）的战争急需品和生活必需物质。60多年来，中国每年都向朝鲜金家王朝提供大量金钱物质和技术人力援助，累计数百亿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