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斯图加特市中心街头六四示威集会之后，略觉疲惫，又走入斯图加特雷曼俱乐部的迪斯科舞厅，不免有点儿诧异。一场以纪念二十六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大屠杀死难同胞为主题的晚会，怎么会在一家中国人俗称“蹦迪”的舞厅娱乐场所举办呢？是的，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方式。我们开始了一个晚上的领略和尝新。
来这里蹦迪的当时是年轻人。清一色的年轻人，应该是中专生和大学生。因为是晚间，又是今年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午间气温高达三十三度。所以他们全是夏夜的打扮，女孩们的衣衫裙裾，简直是相当的性感飘逸。晚会准时在二十点正开始。一开始就是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三个大银幕上展现的是同样的现代艺术画面。万花筒式的变换图形，几何形、无规则形，多色彩、素色和黑白交替，表现了现代年轻人的审美意识。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七彩纷呈，信息万变的时代。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汉学由冷门变成了热门。中国官方威胁利诱不少汉学家为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充当吹鼓手，凡到中国去访问多有好吃好住，还有官方迎送，甚至高额奖项，孔子学院也有很多油水。
正当中国党政当局大量收买和笼络海外汉学家的时代，有些汉学家迫于淫威不得不向北京俯首帖耳，乃至曲意逢迎；在德国却有一位“不识时务”、不捞好处的魏劳赫博士Thomas Weyrauch挺身而出，在报刊、电视、学术讲坛上怒斥中国当局践踏人权、违背民主的恶行，并著书立说，向德国和欧洲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现代历史，介绍中国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中国人尝试民主的样板实验地台湾。辛亥革命百年大庆之日，他奉献了他的德语著作《被人忽略的中华共和国》Chinas unbeachtete Republik，副题为“百年世界史的阴影之下”。它讲述了中国人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实践民主的苦难历程。凡是仅仅学过官方历史教科书、没读过信史的中国留学生和外交官员都应该把这本中国现代史找来读一读，里面充满了历史真实的细节和高远的境界。2014年新春，魏博士又为我们献上了一本新书《中国的民主传统》Chinas Demokratische Traditionen, 副题是“从19世纪至今日台湾”。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简单写着：
司徒雷登 1876-1962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再次来华后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这个他出生的地方成为他新的起点。之后三年半里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主持燕大校务工作27年，1946-1949年他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被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躺在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
上海县令可真不好当，尤其是晚清的光绪年间。作为最早的“五口通商”地之一，此时的上海已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而最猖獗的大概要数外国教会势力了：西方传教士大建教堂，而一些地痞无赖则纷纷入教，倚仗洋人作靠山，横行不法，无恶不作。一旦普通百姓与教民发生纠纷，教会就会出面干涉，千方百计地袒护教民。而软弱的清政府早已被洋人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哪敢主持公道。
四川人李超琼就是这个时候出任上海县令。俗话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李超琼自然知道，前任县令就是因为依法惩办了几个教民得罪了洋人，终于被朝廷撤职查办。因此，李超琼一上任就与当地教会的法国神甫皮洛德称兄道弟，相处极为融洽。李超琼办事果断明快，莅任一个月，各种政务案件无不处理得妥当贴切。衙门上下及上海百姓都交口称赞：李大人果然能干。可是，唯独碰到与教会有牵连的案件，李超琼一概束之高阁，不闻不问。人们高兴之中不免又有几分失望：这也难怪，连朝廷都被洋人打怕了，还有什么清廉能干的官员敢得罪气焰熏天的洋大人呢！
《穹顶之下》像一缕闪电，亮的刺眼，但瞬间即逝。柴静柴静，寓意郁郁森林湿柴难燃。但火势一起，风必随之，苍松翠柏虽千年也瞬间灰飞烟灭。当年大兴安岭一把火归咎于歌手虽属调侃。但国人的思维必有特色，雅虎继谷歌也去了，当政者必窃喜政绩斐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雾霾的穹顶也不是一日形成的，骆大使只不过点破2.5，即让一群装傻充愣、取悦上司的二百五群起而攻之。
可是穹顶不仅存在于雾霾，纵观大陆，穹顶无处不在。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虽快，但近千年却是止步不前，四大发明是外国人替中国人总结的。易经八卦在中国成了风水圣经，到了外国人那里成了逻辑电路，几十年功夫计算机互联网覆盖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