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32017
Last update日, 12 十一 2017 8pm

 

我眼中的中国教育矛盾

中国的谎言与打骂教育

在中国,家长打骂孩子可以说是常有的事。比如家长们自己工作上遇到了困难,自己的孩子的某一次考试成绩又不太好。这时,父母们极有可能会大骂出口甚至大打出手,很多家长事后甚至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是为你好”。

同样,在中国父母们生怕孩子早恋,结交不适合的朋友等,很多甚至偷看自己孩子的邮箱、信件、短信,甚至日记本。孩子发现后,自然会非常生气。这时,家长们仍然会以“这么做不都是为你好!”来推卸自己所侵犯人权的罪过。


合法腐败和腐败社会化

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反腐,打了薄、周、徐、令四只大老虎,接下还会上演什么好戏大家都翘首以待。在围观习大大反腐连续剧的时候,许多人有一个共识:习近平反腐是选择性的反腐,很多人对此写了很多评论文章。但有两个本质性的问题很少有人涉及:合法腐败和腐败的社会化。

合法腐败或制度腐败

中共政权高度腐败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特别严重。极少数权贵们(总人口万分之几)攫取了国民收入的60–70%;官僚资产阶级(总人口1%或略多)攫取了国民收入的90%以上。以权贵为核心的官僚资产阶级怎样聚敛财富呢?有些人以为他们是通过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而非法敛财,其实并非如此。他们的财富绝大部分是通过合法或符合潜规则、不违法的途径而攫取的。例如土地财政、国有企业的垄断、大批红二代、红三代、官二代、官三代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巨额国有资产转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但这些是合法的。在中共的政治词典中这些都不是腐败,习近平反腐绝对不反这种最严重的腐败。所以称其为“合法腐败”。或者说,中共极权制度的初始设计就是让掌握绝对权力的阶级能顺利、合法地攫取大众创造的财富,所以也可以称其为“制度腐败”。说起来比较抽象,举例说明。

[例1] 2007年1月8日的《财经》杂志揭露曾庆红儿子曾伟空手套白狼、攫取巨额财富的过程。最初曾伟从银行贷款7000万元买下山西一煤矿。然后请评估公司将煤矿评估为7.5亿元,按此价格把煤矿卖给山东鲁能集团,还了7000万元贷款后,曾伟就有了6.8亿元。用同样手法操作几次,曾伟就有了33亿元。山东鲁能集团是大型国有企业,2006年实行“转制”,曾伟和他的朋友赵士君用37.3亿元买下鲁能91.6% 股权,而鲁能的实际价值高达1100亿元甚至更高。《财经》杂志揭露此事一年后,在中央的干预下以37亿卖掉的鲁能集团,又以85亿买回。曾伟就这样白赚48亿元。

在整个过程中,曾伟的每一步行为都是“合法”的:银行贷款是“合法”的;买下山西煤矿,一家愿卖另一家愿买,是“合法”的;请评估公司,请的是具有国家认证的评估资质的公司,资产评估也是“合法”的;按评估的价格把煤矿卖给鲁能集团也是“合法”的;国有企业“转制”是按照党中央深化改革的政策进行,买鲁能的股权也是“合法”的;最后鲁能集团又把股权买了回来,是在中央指导下进行,也是“合法”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做成这一系列奇迹般的买卖,而曾伟在他父亲的中央常委、国家副主席的光环下却能顺利地、“合法”地展现他的商业“奇才”,做成这一系列神奇的买卖,白手起家,迅速变成亿万富翁。

权贵们敛聚巨额财富绝大部分来自这种“合法腐败”,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只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或许有的权贵没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只有“合法腐败”的行为。薄熙来和前铁道部长刘志军敛聚上百亿、几千亿的财富,可是在公审时,他们贪污受贿的金额却只有区区几千万元,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差距?因为那几百亿元在我们看来是腐败所得,而在习近平和中共控制下的法院

看来,却是“合法”所得,不是腐败。

据说温家宝的妻子、儿子都有上亿元财产,而温家宝在与他的政敌叫板时,非常硬气地要求中纪委立专案彻底调查他自己与家属的贪腐问题,调查清楚以后还他一个公道和清白。或许温家宝心里有底,他的妻子和儿子的财产都是“合法”所得,没有贪污受贿;或虽然有一些贪污受贿,也很容易掩盖过去,所以他敢拍桌子与他的政敌叫板。而在我们看来,温家宝妻儿的巨额财产是在政府总理的光环下获得的,当然是腐败。

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主体是“合法腐败”或“制度腐败”。而习近平的反腐,只反次要的贪污受贿,对铺天盖地的“合法腐败”绝对不会去触动一根毫毛。这样的反腐,只能达到他清除异己的目的,而腐败的制度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其结果只能是越反越腐。真正的反腐、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首要任务,就是废除这个腐败的制度,建立民主宪政的新制度, 才是不二的必由之路。

[例2] 本世纪初我出差到某大城市,以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的一个同事已调到该市当了环保局局长,我与他见面聊了半天。闲聊中他谈到这样一个情况:当时一般干部的工资太低(当时“脑体倒挂”问题尚未解决),必须每月发较高的奖金才能维持生活。环保局向排污的企业收取排污费,收上来的排污费大部分用于给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发奖金。当时我心里暗想:这样一来,你的环保局就变成污保局了,原因如下:为环保局工作人员的利益着想,不能让所有企业都变成环保达标、不排污的企业,因为那样一来就没有企业缴排污费,工作人员的奖金就没有了。因此,必须保持有足够多的企业不断排污,这样才能保证奖金有充足的来源,这岂不成了污保局?把排污费用作工作人员奖金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可是这位局长在谈这件事的时候是那么安之若素,毫无愧疚之意。我想,该市收排污费的标准、金额,排污费的使用等规章制度或法规,是由市政府制定的,环保局长只是照章办事,依法行政,完全是“合法”的,他当然觉得心安理得。

这样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政府部门,因为那些工作人员也要奖金,各部门自有各部门“创收妙招”。从那次闲谈至今20多年过去,中共政府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政府千方百计为各级官员、公务员及整个官僚资产阶级谋利益,这一条是不会变的。现在各地方政府新创了“土地财政”这样一个高效“创收”妙法,更是开拓了一个无比广阔的财源。难怪中国报考公务员的热潮经久不衰,因为当公务员的好处实在太大。所以,中共独裁政权设计的制度,就是一个一个利用权力来“创收”的制度,是一种腐败制度,真正的反腐当然必须首先废除这个腐败的制度。

有人问我:按你的说法,中共制度是腐败的制度,绝大部分官员是腐败的。那么建立民主宪政的新政府后要不要清算这些腐败官员?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未来新建立的民主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问题。我回答:对于腐败的制度必须作彻底清算,对于参与腐败的每一个人则大部分不予清算。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人非法敛聚了如此巨额的财富,绝不能放过他们,不然人民大众绝不答应。我也很想彻底清算这些人,但这些人的人数太多,情况太复杂,以至全部彻底清算所需的时间(比如说50年)、人力、物力都是无法承受,所以只能对大部分人不予清算。难道对这么多人的腐败及腐败所得的财富都“一风吹”放过去吗?当然也不能轻易放过去,新建立的民主过渡政府反腐廉政建设的政策是:

假设中共极权政府在2019年底崩溃,中国民主过渡政府于2020年4月1日成立,同时建立中国廉政委员会(相当于香港的廉政公署),廉政委员会负责清算旧政府所有的腐败问题(包括合法腐败),进行新政府的廉政建设。廉政委员会向全国发布如下公告:从2020年4月2日零时起,对任何腐败行为(包括合法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等)实行零容忍。也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点以后发生的任何腐败行为都要追究、查处。2020年4月2日零时以前的腐败行为,不管涉及的金额多么巨大、官员职位有多高(包括正国级),只要能在2020年8月2日零时以前(这个时间点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向廉政委员会彻底坦白交代清楚,并尽其所能进行退赔,那就一律不再追究了。2020年8月2日零时以后没有坦白交代、或虽有交代但有重大隐瞒的腐败行为,都要依法查处(当然不是依今天中共的“法”,而是依将来新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可以赦免的2020年4月2日零时以前的腐败行为只限于经济问题,如果腐败行为牵涉到其他刑事犯罪,就另当别论了。

中共极权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员,在向廉政委员会交代并积极退赔以后,都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在新政府中被留用。说实在话,新政府必须留用大量旧政府人员,才能正常运作。

在此我要对中共极权政府的各级官员(从正国级到基层官员)及富豪们诚恳地发出呼吁:你们不必担忧在中共政府垮台后被清算,因为上面所说的政策是新政府可能执行的唯一可行政策。你们也不必猴急地向国外移民,一则是移民后在外国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二则是你们在国内犯的事,如果在2020年8月2日零时以前不坦白交代,即便逃到国外,还是有可能被清算。如果你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我奉劝你还是留在中国,在目前做一些力所能及、对得起自己良心、对得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在新政府成立以后,主动坦白交代,积极地退赔,被新政府留用,为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工作。这才是你们真正的光明前途。

廉政委员会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怎样处理国有企业的资产。这项任务必须在清算旧制度的腐败的同时进行。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实行“转制”,就是最严重的腐败。经过股份制改造和转制以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搞得非常混乱。为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正常地运转,必须完成处理好国有企业的资产这项艰巨任务。应该怎么处理?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有在深入细致地了解了国有企业的现状后,才能制定出具体、正确的政策。

腐败的社会化

在中国,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全社会,渗透到各行各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腐败的社会化。腐败社会化的具体事例有千千万万个,下面只举出几个重要的事例来说一说。

现在医生收红包的现象非常普遍,凡是做较大的手术,绝大多数病人家属向手术医生送红包。医生不是公务员,他们收红包不能按“受贿”论处,但是其性质是类似的。

学校收择校费、补课费非常普遍,小学生的家长向学生的班主任老师送礼,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家长也要向老师送礼。学生考试作弊成了不治的顽症,甚至发生了考生与监考老师串通起来作弊这样的荒唐事。到处都有花钱买本科生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事。中国留学生还把考试作弊、花钱买论文的坏习惯带到国外,让中国留学生获得“最不讲诚信”的恶名。学术腐败非常严重,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谎称获得德国Leibniz奖而混得了院士头衔,混上了校长宝座。

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送红包,给好处,用金钱开道,成了普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办事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在中国这个腐败的体制下,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往往办不成事,腐败的风气和无处不在的潜规则逼得你为了办成事,不得不去拉关系,送人情,给好处,甚至用金钱开道。由于腐败的社会化,腐败的思想意识已经侵蚀了整个社会,人们对各种腐败现象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误认为这些腐败现象是正常现象。他们会在思想上认可、而不会去反对抵制这些腐败现象。其中有一部分人还认为拉关系、请客送礼、用金钱开道等行为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他们用这种方式办成了许多事,他们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办事而视为固然。所以,在中国反腐倡廉是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

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这样腐败是因为制度不好,建立了好的制度,腐败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我看没有这么乐观,制度再好也需要人来执行。在建立了民主过渡政府、建立了好制度以后,如果执行制度的人仍然不改旧习惯,习惯于拉关系、讲人情,习惯于利益交换那一套行为方式,那么,再好的制度下也会滋生腐败行为。

怎样才能革除社会上腐败的思想意识,扭转社会上的腐败风气?在目前这个腐败的体制下,光靠道德说教是无济于事的。只能寄希望于,在建立了中国民主过渡政府和中国廉政委员会以后,廉政委员会在彻底清算旧制度腐败的基础上,制定一整套廉政的规章制度,政府各级官员以身作则,带头廉政。这样能够逐渐革除社会上腐败的思想意识,逐渐扭转社会上的腐败风气。

目前中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民主化黎明的曙光即将破晓而出。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中国民主化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准备,思考怎样建立中国民主过渡政府,新政府怎样开展反腐倡廉运动,怎样制定一部新宪法,怎样恢复经济,保障民生,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鸡年闲聊斗鸡史

自从人们学会了养鸡,就发现雄鸡好斗的本能,进而有意选种培养善斗的雄鸡,使之相互搏斗以为游戏。关于斗鸡历史,道家典籍《列子》中就有记载,表明斗鸡在西周宣王时代就已经出现。《韩诗外传》一书中,称鸡有文武勇仁信五德:“君不见夫鸡者,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鸡堪为禽畜的模范,又可为人的楷模。古今斗鸡,用的是五德之中武和勇,鸡的英武勇猛争强好斗,在斗鸡中充分体现。

文革余孽朱永嘉

朱永嘉何许人也?四人帮集团在上海市政当局中的重要骨干之一。1931年生,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的党、团领导职务。六十年代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班,文革期间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相当于正常时期的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倒台,朱永嘉主张武装反抗华国锋、叶剑英所代表的中共中央,鼓吹巴黎公社式的武装起义。嗣后被逮捕判处徒刑十四年,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88年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释放。他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明史史料提供者。学界认为,如果没有他的史料基础,姚文元不可能完成该文的写作。1974年朱永嘉曾奉毛谕旨点校庾信的《枯树赋》。出狱后他又为台湾三民出版社点校注释了《容斋随笔》、《唐六典》等多部古典文学作品。同时也发表了一些网络文章。

元宵节由来·元宵节汤圆·元宵节灯笼

元宵节,亦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时间是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这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民间节日。钱塘瞿佑所著《双头牡丹灯记》中记载:“每岁元夕,于明州张灯五夜。倾城士女,皆得纵观”。

2017年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公历2月11日。

用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