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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反思:自由为魂·民主为骨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卷首语,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也是几千年专制史,就是在这样的循坏中重演。一场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农民革命,新皇朝没经历几代就重新堕落腐败,更腐败,一直熬到下一场农民革命的爆发,就如《易经》讨论中的始终说:终就是始,始就是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形式上实现了共和,却从根本上没有跳出这样的历史循环。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中日血战,国共内战,反右,大饥荒,文革……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绝对不亚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转眼已经辛亥百年,中国社会依旧在飘摇动荡。

◆ 实现了“国” 却没有实现“民”◆

为什么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普鲁士法制改革,法国七月革命和三月革命引发的全欧洲革命,东欧剧变,包括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改良,其结果都给欧美社会带来了历史进步,而在中华大地却演变成一场场循环悲剧?究其原因,不在革命的形式,而在革命的实质:欧美革命是为自由平等而战,为维护自身权利抗争,而辛亥革命是为救亡而战,为反清而流血。如果一场革命的结果不是人民获得自由和平等,则流血所换来的成果,在古代社会保不住一代,到现代社会都保不住十年。france_revolution

油画名作(1830):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帝制,但引发革命的主旨是“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从欧洲历史而言,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政治是维护皇权,18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是争取人权,19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争取民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集自由主义(民权)与社会主义(民生)于一体,但辛亥革命的成功既不是靠民权,也不是靠民生,而是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本当一场促使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的革命,结果实现的却是一场成功的反清复明运动。辛亥革命中诞生了中华民国,“民国”两字中只实现了“国”,没有现“民”: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但没有结束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欧洲迄今还留下十个皇室保持帝制,甲午战争中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日本迄今还保留帝制,但没有因此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或言清廷有慈禧太后的昏庸,这些欧洲皇室历史上也同样有许多昏君或严重违背民意者,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因此被议会驱逐。但还是要保留帝制,从荷兰请来国王女儿,新国王成功地实现了划时代的光荣革命——君主立宪。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建国大典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站起的只是“中国”或毛泽东自己,而不是“中国人民”,否则就不会有40多万优秀青年被打成劣等公民(右派),不会有4000多万农民死于饥荒,不会有上亿人民遭受文革迫害。就连身居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政府总理的周恩来都不敢在毛泽东脚下抬一下头,还能祈望平头百姓的“中国人民”敢站起来片刻?!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确有改观,全国不到0.1%的人占有了全民80%的财产,这0.1%的人在经济上终算站起来了(政治上谁敢越雷池半步?),那还有99,9%的中国人民呢?

◆ 爱国救亡 压倒自由民主 ◆

鸦片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于是由奕訢、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中坚的洋务运动兴起,那是在维持政治专制之下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有助于增强国力,但李鸿章的各项洋务活动受到指责和弹劾。例如1870年代开始李鸿章把防卸外侵的重点放在日本:日本“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可见其野心之大。李提出在中国也必须修建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并于1880年瞒天过海地建起中国第一条铁路。清廷获悉后担心铁路将带来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即世道的改变,最终将危及清朝统治基础,于是以“资敌”、“扰民”、“灾异”等借口予以禁止,结果唐胥铁路被迫改为驴马拖拽火车。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清廷才在社会压力下同意在中国修建铁路。

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及变法,变法中的教育、经济、军事与政治改革都只是期望改善教育与经济状况,改变政府结构实现内阁制,这之前政府运作就如李鸿章访德时告诉卑斯曼:他整天只和一个女人(慈禧)和一个孩子(光绪)讨论决策国家大事。所以戊戌变法的主线是变法以救亡,没有将重点放在民权保护(略提新闻自由),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没将民权放在政治诉求的首位。

还是《天演论》译者严复一反近代西学东渐的信条“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张之洞),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才真正看到了西方文化与政治的精髓:欧洲近代的一场场革命都围绕自由,为保障自由才选择民主形式。如果议会民主通过的法律有悖人权,该法律即为无效,这就是“人权高于民主”的宪法原则。二次世界大战后鉴于纳粹德国的惨痛教训,该原则又延伸到“人权超越主权”的现代国际法。

1903年5月上海出版的《革命军》震惊中国社会,年仅18岁的青年邹容为中国人民写下了第一部人权宣言:男女平等,天赋人权,皇帝侵犯公民利益、公民就有权起来革命……对于中国人,要“先除去奴隶之根性”。该书畅销百万多册,两年后邹容被迫害致死。同样有社会影响的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数落帝国主义侵略,呼救华夏民族危急,振聋发瞆,但又从邹容的争取民权回到传统的爱国救亡。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始终贯穿着救亡主旋律,救亡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或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于是从皇帝大臣到书生平民,个个把爱国挂在口上,爱国志士与爱国愤青鱼目混珠。但无论什么形式的爱国,都不可能爱出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在“国家”两字中,专制者或政客关心的是“家”而不是“国”。煽动爱国成为鼓动民众维护其统治的手段,暗地卖国成为笼络洋人以保障其统治的另一手段。清廷所煽动和支持的愤青式爱国运动都不逊色于当朝。

慈禧太后要废除光绪,另立光绪堂弟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受到西方列强抵制,英美等国希望中国能融入世界潮流而实现君主立宪,所以慈禧对西方恨之入骨。刚好义和团“爱国”运动兴起,那是愚昧的愤青式反洋运动,朝廷内外略有理性的都视之为异端而予禁止(如袁世凯),慈禧太后、载漪父子出于私仇却在军事上、财政上支持义和团。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围攻各国使馆,“杀一洋人赏五十兩;洋妇四十兩;洋孩三十兩”,迫使各国联军赶来救人,清廷处死主和的重臣,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各省大员如两江总督(省长)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达成“东南互保”联盟,拒绝慈禧命令,与洋人和睦相处,所以义和团灾难只局限在东北、山西和北京。八国联军破城入京,慈禧匆匆出走,她又开始忌恨义和团,下诏镇压。李鸿章收拾残局而与八国签署《辛丑条约》,中国赔款4.5亿两银子(庚子赔款),相应于4.5亿国民。消息传到西安时凤颜大悦,列强在李鸿章的外交周旋下放弃了割土、处死载漪父子和废除慈禧。慈禧居然说出一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 从反帝 到反满 ◆

xinhai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从1895年创建兴中会的反帝(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转变到1905年组成同盟会的反满(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激起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宣统皇帝退位后,革命党人都以为大功告成,全部承认清政府与洋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

题图:同盟会群英共聚,以爱国为旗帜,反帝反满,谋求人民福祉。

辛亥革命中南方13省独立,北方5省及北洋新军却在袁世凯掌控下,于是进入南北和谈,海内外社会(包括同盟会中多数)都倾向袁世凯任首届总统。孙中山为了摆脱袁世凯,1912年2月3日向日本商界筹款1500万元以资军费,代价居然是:将整个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只要春节前款到,孙中山立即中止与袁世凯谈判。日方担心欧美各国会指责日本乘火打劫,只能拒绝——孙中山反满拒袁,却忘了反帝救亡。清廷腐败,但没有卖国!清廷在敌国的炮口下被迫将香港和台湾的弹丸之地租借给英国和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后李鸿章气得吐血,誓言终身不再踏入日本国土!俄国乘八国联军之威想霸占东三省,1901年李鸿章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在李病床前折磨几小时,胁迫清廷全权代表李鸿章签署条约,李宁死不签:赔款,但不割土。该公使刚出门当天,78岁的老人李鸿章就为中华民族流完了最后一滴泪,去世时死不瞑目,急得家人在李鸿章身边哭叫: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俄国公使答应不侵占满洲了!李鸿章立下遗嘱,乞望清廷“举行新政,力图自强……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明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军再击败李自成,所以明朝与清朝之间没有直接恩怨。满清入主中国后首先到明孝陵祭奠,从皇帝到百姓很快汉化,皇帝钦定编写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辞书《康熙字典》,投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故整理《四库全书》,将皇家宫藏书法作品刻碑成《三希堂法帖》,形成了规模超越唐宋古文运动的汉学中兴。清朝268年的十代皇帝中很少出现昏君,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多为汉人,按照儒家文化治理中国。例如清朝开国皇帝取消有史以来的人头税,只征地税,且规定永不加税。八国联军侵华后国家财政紧缺,朝廷想恢复人头税,大臣张仁黼谏言:尽管今日国势极危,而人心还在的原因就因为历代皇帝深仁厚泽,民不能忘。现在加税,违背祖法。结果朝廷真的放弃加税——这与今日三农承受苛捐杂税、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美国《福布斯》)判若天地。清廷之败,是败在世界已经进入近代工业文明,中国发生了几千年未有的民间社会崛起,社会知识阶层受到西方民主与法制的洗礼,而清廷依旧固守传统观念和传统皇天下的治国方式,导致帝国主义乘虚而入,引发清朝末年的内外危机。但直到戊戌变法,无论激进派还是改良派都,只追求政治改革,没有反清反满。

1903年拒俄义勇队运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占领东北。1903年俄国不仅不履行签约而撤兵,相反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要将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合法化。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全国各地学生群起抗议,成为中国第一次学生爱国运动。留日学生自发组成五百多人的“拒俄义勇队”,天天军事操练,随时准备北上抗俄,引起全国各地响应。清廷得知后,不仅不为海外莘莘学子的爱国情感所动,相反担心拒俄义勇队会演变成抗清义勇队,对海归留学生严加防范,对可疑者就地正法:留日学生“托拒俄以谋革命……各直省地方官于留学生之返国者,亦暗为防堵,遍布耳目……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清廷首开爱国有罪、爱国该杀的先例。于是,学生由反俄延伸到反满,从1903年初学生媒体上还用“皇上”和光绪纪年,还属于改良派;到年末就写成“满清”和(想象的汉族)黄帝纪年,变成革命派。“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先以革命”(吴樾遗书)。

◆ 没有自由 就没有民主 ◆

如果将辛亥革命看作一场民主革命,则三民主义的核心应当是民权主义。辛亥革命“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同盟会宣言)

但孙中山理解的自由涵义过度狭隘,认为欧洲有世袭制,所以专制,革命都围绕自由平等;而中国人民早就获得自由平等,所以“中国人向来不懂得争自由平等”。在他眼里,中国的秦始皇们似乎还不够专制,他对中国专制的理解不及谭嗣同,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不及严复。他在《民权主义第二讲》对自由作了根本性曲解:“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才得到自由,才发生民权。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孙中山没有理解,没有保障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则国家独立只对权贵者有利,而对人民毫无意义,就像秦始皇治下的中国是独立的,但人民受到极度奴役以致揭竿而起。而当年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市民享有自由,所以几十年来只有大陆人冒险逃往香港,而没听说香港人逃往“民族独立”的大陆。

正因为孙中山有这样观点,应当也是社会现实,孙觉得“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一定不来附合”。一场革命需要唤起民众,于是只剩下民族主义的杀手锏——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一场本当理性的政治变革最后进入了非理性革命。

沿着同样思路,在具体施政方略中孙中山提出,鉴于中国人政治素质低下,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能立即施行宪政,而要经历军政、训政才能宪政。这就误解了民主的基础:民主不是一个书本理念,民主是现实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果。革命刚刚成功,各政治力量都没坐稳,才最有可能形成民主。中共50年代当政之初的政治最宽松,经济发展也最快。到八年后坐稳江山即刻翻脸,十年后把中国整得饿殍遍野。如果经过“军政”,某政党或个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几年后已经成为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新的独裁),还会主动将手中权力和利益归还给人民?

至于训政就更无从讨论,毛泽东都笑话:“训政,谁训谁?”靠统治者来训政被统治者,只能训出更多的奴才,蒋介石就以“训政”为借口无期限拖延实施宪政的时间。中国知识分子有为民请命的传统,而为民请命的心理基础是自命清高,扮演启蒙者,其心态本身就背离现代民主与人权理念。在切身利益面前,我不认为读书人的维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会超过一个普通老农。甚至有人天真地向专制者及其奴仆作民主启蒙,其实现代专制者最了解民主,了解民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所以才会不惜镇压手段封杀任何初露的民主萌芽——民主是政治角逐中的权力平衡。

题图:辛亥革命的悲剧和悲剧人物宋教仁在上海闸北公园的陵墓song_jiaoren-a

辛亥期间真正有民主意识的首推宋教仁。他主持《临时约法》限制总统(袁世凯)权力,谢绝袁世凯任命他为政府总理,而坚持要通过全民大选来竞选总理。他改组同盟会而创建国民党,主持党务。1912年底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在众、参两院各获得45%的大胜,年仅三十的宋教仁将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首届民选总理。他计划当政后推动宪政,举行总统大选(袁只是临时总统)。但他的稳步策略与孙中山的激进政治产生冲突,对袁世凯的政局形成威胁,宋教仁不幸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杀还是袁杀成为历史悬案。黄兴等国民党多数派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调查和惩办凶手,而孙中山却一口咬定袁是主谋,决意伐袁,发起“二次革命”,很快兵败,国民党核心人员逃亡日本。刚刚诞生的中国首届民选议会尚未运作,就已瘫痪,引来此后袁世凯称帝和几十年战乱——宋教仁怀端中国民主的残烛而呕心沥血至死,他的死却改写了中国历史,一场惊心动魄、刚有一线自由曙光的辛亥革命又以回归专制而谢幕,这就是中国的悲剧!

◆ 自由 是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 ◆

在施政形式中,孙中山参照西方的三权分立说,根据中国现实和自己创意分出民主政体的九权。政权即民权:选举和罢免官员,创制和复决法律;治权即政府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搞得如此繁复,以为就可以造就一个万能政府。唯唯缺少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以致现实中的九权只剩下一权:独裁者的权力——蒋介石、毛泽东当选为国家首脑,哪一次不是全票通过?辛亥革命迄今的百年历史上,中国哪位百姓曾独立行使过九权中的一权?如果人民享有自由权,三权分立(美国)甚至两权半分立(欧洲)足矣:司法独立以保障人权,政府民选以实现民主。这就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道理。学界奢谈总统制、内阁制,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联邦制、邦联制……如果人民没有自由保障,则无论什么形式都是一纸废文,事实上只能一个国体:专制!一个主义:我的主义!所以衡量社会进步状况也只有一个尺度:自由。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实现自由的历史。这里的自由并不是个体放肆或为所欲为,而是人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来思考、言论和行为,只要不影响他人的自由——法制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结晶。所以黑格尔一方面惊叹中国会有举世无双的《廿四史》巨著,但另一方面又论定中国没有历史。构成“历史”有三要素:变化、进步和新生。中国的改朝换代只是循环,没有发生社会变化和进步,留下了许多可资说书的故事,但不构成文化意义上的“历史”。今日中国只有臣民,没有公民,政治基础与清朝何异?政治自由都不如民国。上海市长或江苏省长皆非民选,而由中央指定,只能称北京政府驻上海或江苏办事处主任(旧称巡抚),比历朝历代士人还能通过科举来平等竞争都不如。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为华夏民族提出了社会理想,但中国自古迄今依旧是:君凌驾于党,党凌驾于国,国凌驾于民。所以值辛亥百年之际,炎黄子孙要继承辛亥革命的精神,但要超越辛亥革命的理念。所要超越的只有一点:要在中国建立起人的尊严,任何制度都必须保障人的自由与平等。

如果为中国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战,经过一场改良或革命而在政治上实现,法制上保障,则秋瑾、林觉民、瞿秋白、方志敏及无数先烈的血才不至于白流,才能在中华大地实现最古老的理想,在世界之林呈现最现代的中华。


江河万里湮英名·《治水吟草》

huangwanli_9写在黄万里诞辰百岁

中国近代科学家云出,但集科学与良知于一身的首推经济学家马寅初和水利专家黄万里。黄万里先生怀抱爱国爱民之心而学习科学,学成归国以报国济民。但其前半生在战乱中渡过,后半生在政治风波中飘摇。因为没有泯灭做人的良知,不附和权势,以致他生前经历种种磨难,身后依旧寂寞无闻。不为个人名利、仅为济民救亡而学习科学,投身科学,献身科学,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仅前无古人、而且也将后无来者的一代,但他却在劳教农场做苦力,梦想破灭,身老沧洲,十年前在一个简易病房中默默离开了他寄托无限情感的故国江河。今年8月20日是黄老先生百岁生日,特撰此文以表后学之敬意。

悻悻学子 两代科学救国梦

黄万里父亲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创始人。他在南阳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就读外文科时,受中文总教蔡元培启示而毅然回家乡办学,创办电力公司,以科学和实业救国为梦求而与中国教育界、企业界人士创办多所职业学校,进而创办海河大学、暨南大学、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等……黄万里少年时代就体现出杰出的文学才华,而数学、物理等也名列前茅。黄父向当时沪江大学校长、留美教育学博士刘湛恩咨询儿子未来学习方向,刘认为黄万里最适宜学习文科。尽管如此,在科学救国的理念下,1924年黄万里还是进无锡实业学校、接着再进唐山交通大学攻读桥梁,21岁毕业时他就公开出版了三部专著,均由桥梁专家茅以升审定作序。接着到杭江铁路局担任工程师,亲自参加江山江铁桥的建造。

本来,黄万里就此成为桥梁专家也可以了却父子两代的科学救国梦。不意1931年汉江发大水,淹死七万多人;接着1933年黄河决堤十几处,民不聊生。残酷的现实使黄万里无法安心做他的桥梁专家,经父亲介绍拜访了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席许心武。许告诉他,江河大水后政府在全国遍寻水利领域的专业人才,结果现有水利领域只有搞筑堤筑坝的工程师,却没有一位懂水文的,不懂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水文学怎么搞水利?于是黄万里决意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投身这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江河治理大业。1934年他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一年后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获爱荷华大学博士学位(该校首位华人工学博士),他以暴雨流量来推算洪流的博士论文达到了当时国际领先水平。他一毕业就被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的公务员,他驱车行程7.2万公里,看遍全美国的河流与各种水利设施。1936年密西西比河发生特大洪水,他冒险坐船沿河考察直到海口。

匹妇有话说——有感诺贝尔和平奖

bennie am meer-a和平奖消息一传来,就知道要引起一场悍然大波,各种奇谈怪论本在意料当中。但是,当我真的听见那些剐耳噪音的时候,还是没能忍住张开那张本来没想张开的口。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纠纷,往往有经济利益的角逐为背景,两个在经济上不发生关系的国家,大都在政治上也不会拉拉扯扯。比方说,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居住要户口本,出国根本没门。用“人”字打头组的词和造的句有“人民群众”,“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人类的解放事业”,“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等,数不胜数。唯独没有的就是“人权”两字。有个叫戴厚英的写了一本书,名曰《人啊人》,被一举封为禁书,名正言顺的理由是:那本书宣扬了“人道主义”。那时的中国,“人民”是口头上的爷爷,“人”却是实际上的孙子。人民当家做主了,人却饥寒交迫;人民民主专政了,人却动辄变成牛鬼蛇神。三十年前的欧美人正在品尝六八学运的战果:思想更加解放,人身更加自由,经济更加腾飞,福利更加健全,政体更加民主,人道更加发扬……那时的中西差别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发展快了,西方进步慢了——中国外贸顺差了,欧美外贸逆差了;中国外汇储蓄爆满了,欧美财政赤字了;中国产品充斥全球了,欧美失业居高不下了……突飞猛进的中国和脚部渐缓的欧美,在经济领域里和物质生活上差别正在逐渐减少。

中国高铁不宜高速“走出去”

gaotie自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高铁开通至今,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在短短不到3年时间里已跃居世界第一,达8358公里,成就令世人瞩目。许多国家元首、政要和代表团纷纷前往中国考察了中国高速铁路。美国、巴西、俄罗斯、白俄罗斯、阿联酋、泰国等多国与中国签订了铁路建设合作意向,另外还有50多个国家希望中国能给予高铁技术和建设支持。估计在未来10年,海外高铁基建市场容量将达到3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以往只有日本、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的高铁技术公司有能力在此市场中角逐,而现今众多国家却倾向于寻求与中国这个市场新秀合作来搞高铁建设。这无疑是看中中国目前所达到的高铁技术水平和低成本造价优势。

中国高铁的安全性如何?

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来说,3万亿元市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高铁非一般技术贸易项目,在“利”字当头你买我卖,交易完毕了事。高铁贸易是一项类似飞机贸易的项目,卖家在商品交付完毕还得一直承担安全使用的责任。如众所周知,空客公司和波音公司每研制出任何新型飞机,都得经过足够次数的安全试飞才敢投入市场。这尤其可从最近空客和波音研制出的空客380和波音 777新型客机看出来。中国高铁技术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展起来的,吸纳了百家之长。目前中国国内使用的CRH1、CRH2、CRH3、CRH4 各型动车组都是在加拿大庞巴迪的Regina、日本川崎重工的E2-1000、德国西门子ICE3、法国阿尔斯通的SM3等四种车型的基础上生产的,列车国产化率已达七成。除这几种动车型之外,中国南车集团认为其在CRH2C(CRH2-300)型基础上自主研发、运营时速可高达380公里的CRH380A(CRH2-380)高速动车组系列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为了销往美国也在美国申请了专利。

小脚 怎样裹成

xiao_jiao小时候,有一次偶然看见姥姥裸露的小脚,那个惊心动魄的景观让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本以为小脚和大脚的区别只是在体积上,就像大人和小孩儿,看了那双只有大脚指是完整的,二脚趾只剩一半,三四五脚趾完全被压在脚掌下面,我才知道,那双人造的小脚和自然长成的大脚最大的区别不是体积,而是正常和变态,健康和残疾。年幼的我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怎么会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姥姥说,不裹小脚会遭人耻笑,长大后嫁不到像样男人,是要做人上人还是人下人之间的无奈选择。姥姥的妈妈给姥姥裹脚,一边流泪一边使劲,她是个明白事理的慈母加良师。因为姥姥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强,姥姥妈妈的心没狠彻底,姥姥的脚长到了三十三号,差点酿成终生的遗憾。姥姥的妈妈一看见姥姥三十三号的“大脚”就摇头叹息,就后悔莫已。

长大后读了冯冀才的《三寸金莲》,知道了小脚的产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从当事人的切身体验到后世文人的娓娓道来,稍稍学会了思考的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情:小脚的产生和流行在中国不是偶然的。对身心剧痛的超常忍耐,忍耐之后的习以为常,习以为常之后的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之后的自觉维护,是中国民众的生存惯性常态,而之所以要忍耐身心的剧痛,是因为对利益的无条件服从,对威胁的心甘情愿投降……一件事情在某一国家产生很可能是莫名其妙的偶然,但能在某一国家流行却往往有其因果关系的必然。

走出国门以后,每当有外族人经意或不经意地提到中国小脚时,有意识或下意识的我就会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耻辱。为了摆脱窘迫,我总是慌忙解释: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的中国人和以前不一样了。

一场由诺贝尔奖引来的风波不由得我自问一句:现在的中国人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把几个不应该写在一起的字写在一起了,就成了禁字;把一串不应该穿在一起的字穿在一起了,就成了禁话;把一堆不该排在一起的话排在一起了,就成了禁文;把几篇不应该发在一起的文章发在一起了,就成了禁闭网页、禁闭报纸、禁闭书刊;而把一脑袋不应该想的思想想到一起了,就成了禁人……动辄即出的禁闭,像一块巨大的裹脚布,不仅从漠河裹到南沙群岛,还漂洋过海,裹到世界上所有有华人居住的犄角旮旯。在这个21世纪的文明社会,在我们富裕起来、本该思礼义的国度,还有人因为言论、因为文字、因为思想而被囚监入狱,我们这群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人民大众,其中有百分之几的人对此摆出一副惊诧的面孔?不让说,不说不就是了;不让写,不写不就是了;不让发,不发不就是了;不让想,不想不就是了。有必要为此丢了饭碗、丢了家园、丢了人身自由吗?把思想裹起来,就有教授可当,有工资可拿,有明星可装,有大师可充,就能获取身份地位,享受光荣和赞誉,虽然精神上委屈一点,灵魂上扭曲一点,但和巨大的利益诱惑相比,和生存的威胁恐怖相比,孰舍孰取,一目了然,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就是这么想不通。人家都裹着个小脚坚持过来了,你那丫凭什么就非得摆着大脚片子显示自己与众不同?

据说,小脚一旦长成,裹脚人就不再会感觉到时时刻刻存在的疼痛,也因为没有比较而无法意识到头重脚轻给生活带来的不便,这时如果有人向小脚人描绘做大脚人的幸福,小脚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反感,排斥,是怀疑大脚人的据悉叵测,是声嘶力竭地宣扬做小脚人的伟大。由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那些为制造文字狱而敲锣打鼓歌功颂德的人民大众了。

其实,讨论这个政体还是那个政体的优越,讨论刘晓波是好人还是坏人,那是在讨论小脚好看还是不好看的问题,讨论要言论自由还是因言治罪;讨论让不让刘晓波说话,那是讨论应不应该强迫裹小脚的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也许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可能,但对于后一个问题还要讨论的话,那就是智商和情商是否达到正常标准的问题了。其实,小脚是怎样裹成的,奴才就是那样塑成的。

从古腾贝格博士论文抄袭

korrupt-k看中国知识界

德国前国防部长古腾贝格因博士论文多处抄袭别人,引起德国知识界一片讨伐,迫使古腾贝格落台。有人说,民主国家也不是一样有腐败。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国出现一些学术腐败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论调在中国很普遍,从政府到个人都在为自己开脱。如美国一批评中国人权如何如何,中国政府立即反驳说,你美国不照样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如西方民主国家批评中国道德堕落,他就抨击西方国家道德崩溃,父亲强姦女儿,校园出现枪击案等。

民主社会不是万能周全的,它照样有罪恶的事情发生。只是与专制独裁制度不同的是:它有一套预防犯罪机制,以及事情发生后如何得到公正的处置。这就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行政中立的民主社会所起到的功能。如古腾贝格这件事,假如没有新闻自由,这件事可能就不能引起那么大的影响。引不起影响,古腾贝格可能就有蒙混过关了。

古腾贝格不得不在舆论的压力下辞职并放弃他的博士学位。接着司法就介入调查,要起诉古腾贝格,还社会一个公正。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好处,它在大的方向上,基本上能维持得住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如我们现在的中国大陆就不同了,那么多的民间维权组织,那么多的上方人士申冤,就表明中国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伸张正义。常有中国来的人问我,你们在德国生活,会不会常受到德国人的歧视?我答说,“比在中国当官的看不起老百姓,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的感受要好一些。”因为毕竟他德国是个民主社会,是个有法可依的社会,你无论如何歧视,越过法律的界限,侵犯我的人权,我就可以告你。你一个外国人,也可以应用正常的法律渠道来维护你的尊严。民主社会不是十全十美,而是说它大体能维持社会的正义。

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授奖词(全文)

liu_xiaobo-c题图: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Thorbjoern Jagland致授奖词

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刘晓波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长期来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为实现中国的基本人权而抗争。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长期以来就坚信,人权与和平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联,而人权正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所写到的“民族之间友爱”的前提。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是有史以来没有前例的迅速,成为国际上第二大经济体,使几亿人脱离了贫困。包括在政治参与上也有了改善。

三共论 背景与新解

zheng_xiaoxu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
共产亡于共管,共管长治久安。

这四句话的前三句是郑孝胥的三大预言,人们俗称“三共论”。前两句已经兑现,第三句正在兑现之中。第四句是我加上去的。我这里说的共管指人民共管或民主共管,即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我们的奋斗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人权至上,依法治国。只有民主共管,才能跳出“专制-革命-专制”的改朝换代怪圈,才能实现中国人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长治久安的愿望。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闽侯,1938去世,是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1882年他22岁就考中举人,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拒绝出任民国官员。1932年他出任伪满州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1935年下台。晚年的郑孝胥如同孔子一样,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一心一意要复辟帝制。他的预言“三共论”是成功的,但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却没实现,他道破了天机却误会了天意。

郑孝胥为何能如此准确预示社会变革?他出生于鸦片战争之后20年,从小就感受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痛苦处境。当时清朝统治者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却看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正是由于政治制度落后,而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落后。清政府顽固不化,特别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错过了建立君主立宪的机会,暴力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思潮和行动日益占据上风,所以他断言:大清亡于共和。

马克思比郑孝胥大42岁。1847年马克思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他断言,垄断、腐朽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1871年郑孝胥11岁的时候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毕竟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马克思主义以及更早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郑孝胥产生很大影响,他认为,共和制建立起来以后,遗留的社会问题和资本主义弊病将大肆泛滥,共产主义势力会趁机闹事夺取政权。所以他断言:共和亡于共产。他曾经错误地将1927年的北伐战争看成共产革命。

郑孝胥是聪明人。他看透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扼杀人性。人性本身是自私的,人们普遍乐意为自己的事业拼命干,不可能为公有制拼命干。共产主义根本无法同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竞争。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必然导致特权腐败,灾难环生。共产主义的中国可能发生重大灾难波及全球,列强或国际社会将出面干预中国。所以他断言:共产亡于共管。

写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liuxiaobo_305我相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阳光下。为此,我付出了代价,但我无怨无悔。在一个独裁国家中,对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讲,监狱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门槛。我已经迈进了这道门槛,自由就不会太遥远了。
——刘晓波2010年1月4日狱中对律师说

·震惊世界的头号新闻·

身陷囹圄的中国作家与人权活动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爆炸性新闻而传遍世界,欧美各国媒体都作为头条新闻纷纷报道。

早在几月前中国副外长就访问挪威,放言如果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将会影响中、挪外交关系,所以国际社会与媒体都非常紧张地关注着10月8日的评选结果,也在考验这一持续百年的国际第一大奖的公正与胆识。其实,如果了解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就在纳粹德国最猖獗的二战前夕的1936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不顾德国外交部的粗暴干涉,顶着德国从海上对挪威的军事威胁,毅然颁布给身在纳粹集中营的奥斯茨基诺贝尔和平奖。而这次颁奖可能引起的区区一点外交和经济影响,显然不可能构成什么实质性威胁,更何况经济交流本身就是互利的。公布前几天评委主席在媒体坦诚中国政府曾给他们压力,笔者就认定,这次诺奖肯定授予刘晓波无疑,因为如果真是出于中方压力或出于其他评选原因而不授予刘晓波,则评委绝对不会将此消息告诉媒体,那等于在自我承认因受压力、即出于经济利益而不敢授予中国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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