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12018
Last update二, 14 八 2018 10pm

 

西班牙银行替中国黑帮洗钱

西班牙大银行之一卡伊夏(CAIXA)被西班牙国民警卫局所属中央行动组向皇家大法官提起洗钱指控,警方证据显示,该银行在2010年至2015年的5年间帮助中国黑帮转移出至少3800万欧元现金。这些中国黑帮的现金均没有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税金,有的是营业所得,有的是黑帮团伙经营的地下赌场以及地下妓院所获的黑钱。

国民警卫局指控称,卡伊夏银行下属5家分行涉嫌共同参与转移中国黑帮的污点现金。警方在年前发动过二次重大打击洗黑钱行动,代号分别为“帝王行动”和“蛇行动”,打击目标均为西班亚华人。随着调查的深入,卡伊夏银行以及一家在西班牙注册的中国国企银行浮出水面,大量证据显示,他们有违反“打击洗钱和赞助恐怖主义法”的犯罪嫌疑。


希腊:走出财政危机

西方社会社会的媒体,热衷于炒新闻,吸引读者眼球,恨不得这个世界天天发生天灾人祸。如果那个国家经常出现在媒体,一定是这个国家有问题。其实相反,如果媒体上听不到这些国家的新闻了,说明这些国家过得不错。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一直报道东欧各国。现在没有声音了,说明那里发展得可以。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经过东欧易帜后调整和发展,现在国民人均产值(2016)都分别达到18286美元、16499美元、12316美元和12778美元。东欧最穷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达到9465美元和7369美元——中国经济这样热,出口量这样大,也就达到8113美元,略低于世界平均的10038美元。

同样情况,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前几年欧美各国媒体都在报道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经济萧条,国家财政几近崩溃,都在依靠德国等欧盟经济强国来资助。这一年来,这些国家突然在西方媒体上集体消失。这说明,这些国家已经失去了“新闻价值”,因为它们都在稳步发展,走出了金融危机的困境。

德国议会通过《工资平等法》

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追求社会公正与社会保障。在德国,社会保障似乎早就不是问题,但社会公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公正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平等——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收入平等与男女平等。

应左翼党议员Sabine Zimmermann要求,德国政府于2017年3月8日公布了德国各行业工资情况的调查统计报告,报告引起了德国社会震动。

在德国,不同领域的工资差距相当大。据政府报告,收入最高的是石油、燃气领域,平均月薪达5200欧元;其次是银行界,平均月薪4853欧元。而收入最低的服务业,清洁工、理发美容等平均月薪只有1672欧元;其次是娱乐业、抽奖业,平均月薪1676欧元;再其次是餐饮业,平均月薪1707欧元——同样工作八小时,高收入领域的收入是低收入领域收入的三倍多。而且在高收入行业的低工资雇员比例只有0,4-1,7%,低收入行业的低工资雇员却非常普遍,比例高达70%。

德国经济发展喜人 德国政府税收盈余

11月8日,德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上调了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称德国的经济增长强劲,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为开展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被称为“智者”的顾问们在463页的年度报告中预测,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今年有望增长2.0%,2018年将增长2.2%。这些政府顾问在3月份时预测今、明两年德国增长率分别为1.4%和1.6%。该委员会对今年GDP增速的预期与政府2.0%的预期相符;但对明年GDP增速的预期偏乐观,相比之下,政府预期为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期为1.8%。

“2010纪要”等待更新

舒尔茨总理!如此称呼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Martin Schulz)确实为时太早,甚至太离谱了一些。但人们的“后真相”感觉来源于一定的数字基础。自从社民党(SPD)1月24日确定舒尔茨为其总理竞选人后,根据著名的Infratest选举民意调查,社民党的选票一个月之内从22%左右提高了十个百分点,达到32%,超过基民盟/基社盟(CDU/CSU)的选票。社民党内的情绪也如走出了睡美人的百年沉睡,青春焕发。

如果总理直选的话,更多人希望舒尔茨为德国总理。什么是舒尔茨的锦囊妙计?他的魅力,他的亲民风格,他的简单教育背景等等。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他终于正式说出了不仅是社民党员、也是许多老百姓的心里话,那就是2010纪要(Agenda 2010)有错误,需要修改!就这么简单!

Agenda 2010,可以说是德国家喻户晓的概念。然而对它的评价总是掺杂着感情,从而也褒贬不一。对一些人来说,Agenda 2010 是德国这些年来经济稳固发展的奠基石,是德国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的起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德国人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罪魁祸首,是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背叛。Agenda 2010 的设计者是当时的社民党SPD总理施罗德(Schröder),但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几乎成了社民党头上的政治紧箍咒。许多社民党的基层党员和地方党组织,从一开始就对当时的改革深度抱有怀疑和保留意见,认为它走得太远。尽管这些年来社民党领袖换了一位又一位,而这些保留意见也只好一直吞咽着,没能引起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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