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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

道德生活化难能可贵

老王的儿子与朋友做生意,被骗了,很懊恼。他说,我没想到“他”是那种人,我们曾相处得那么好。老王安慰儿子,并告诫儿子,人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呀,当外在的诱惑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线,他就会颠覆传统的道德准则。

儿子听后,仍一脸迷惑。老王说,我们不妨做个实验吧。儿子点点头。

老王领着儿子找到了商人老赵。老赵的门面房不大,老赵正悠闲地喝着茶。老王取得了老赵的初步信任。老王说,我有一批货物想和你合作,你卖不卖?商人老赵骨碌碌转了转眼珠子,一脸狐疑。老王说,你卖了货再给我钱,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王装作放心的样子,瞥了一眼老赵租来的这套门面房。

生意谈成了。老王放了1万元钱的货在老赵的店里。随后老王又领着儿子找到门面稍大的商人老李,和门面更大的商人老张,都放了1万元的货在他们店里。

一个月后,商人老张率先来找老王,老张的铺子大,周转得快。老张偿还了货款,并提出要从老王这儿进更多的货。不久,商人老李、商人老赵都来还了货款,无一例外都要求从老王这儿进更多的货。老王于是给了3万元的货。儿子说,他们还是蛮讲信用的,应该多给他们货呀。老王依然只是笑笑。

又一个月后,商人老张率先来还钱了,提出要进更多的货。随后,商人老李也来了,也提出要进更多的货。商人老赵却没来。老王领着儿子到了老赵的店铺,却已人去屋空。儿子说,他真不讲信用。老王没说什么。

这回,老王给了商人老张和商人老李各5万元的货。儿子说,他们还是蛮讲信用的,应该多给。老王依旧笑而不语。

再过一个月,商人老张率先来还钱了。还提出要进更多的货。商人老李却没来。老王领着儿子到了商人老李的铺子,却已人去屋空。儿子很惊讶,说,他怎么这么不讲诚信呢?看来,只有商人老张到底是做大买卖的,可靠!老王赊给商人老张8万元的货。一月后,老张按时还钱。

老王赊给商人老张15万元的货。一月后,老张按时还钱。

老王赊给商人老张30万元的货。一月后,老张却没来还钱。

儿子说,老张一定有特殊原因,他这么讲诚信的人怎会不来呢?老王不声不响,领着儿子到了商人老张的铺子,却已人去屋空。儿子更惊讶了,说,人怎么都是这样的呢?

老王说,我把人的道德底线都量化成了数字,你该明白了吧——商人老赵的道德底线是3万元;商人老李的道德底线是5万元;商人老张相对还是诚信的,但他也有道德底线,是30万元。这就是人性。但不用担心,我早料到他们这一手,现在他们正准备受审呢,人性的龌龊自有法律和道德来约束。

这虽然只是一则有关道德的小寓言,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学是其主干,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至今仍起着重要作用。推崇朱子学,强调忠孝节义、修身养性。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融发展,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同外来文化碰撞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至今,普通百姓的待人处事仍然是以儒学的伦理道德为基本准则,凡事依循伦理道德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依然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展。

在具体生活中完善道德伦理,最基本的一点是“化礼成俗”,即让道德回归生活,将道德的基本要求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方式,也就是道德生活化。当道德成为生活方式,道德行为成为理所当然,道德建设也就在日常生活中不动声色地得到了实现。

通过现象学方法分析中西两种思维哲理,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西方思想属于普遍主义,中国思想属于非普遍主义。在西方哲学思想中,普遍主义与唯理论相连。在他们的语境中,认为存在绝对普适的“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应当被普遍化,无差别地推广,而不考虑空间时间造成的差异,犹如做一道道数学题一样。数学、逻辑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数学是西方哲学之灵魂,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西方哲学、伦理学、宗教、法学等充满了普遍主义的信念。而一百多年的西风东渐,使当代中国人深受这种思维影响,思考问题和寻找办法时,似乎总带有一种“普遍化”倾向。

中国古老的哲理思维对无差别的普适性抱有深刻怀疑。儒家思想是非普遍主义的典型。在非普遍主义看来,人类存在“终极价值”,但“终极价值”离不开实际生活情境,总是和具体的变化过程有内在的关联,必须放到具体情境下才能还原。“终极价值”可以被表达,但不能被充分表达。例如,“孝慈”是终极价值,但很难以标准化普遍定义方式说明“孝慈”的含义和实现方式,只有在具体情境中,“孝慈”才能得到生活化的体现。

道德生活化的具体运作,首先是规定基本做法,以规则促使人们从小养成习惯,进而习惯成自然。在保存至今的许多家训中都能看到这样的例子。例如康熙年间订立的《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规定,“族中敦伦,尊卑有序。少年每日见尊长,拱手致敬,坐则起立,行则让道,虽宴饮合欢,不许戏谑”。司马光为其家族制定的《司马氏居家杂仪》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居家杂仪》明确规定,孩子牙牙学语时期,就要教他恭敬尊长,“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在孝敬老人方面,《居家杂仪》规定,每天儿子媳妇起床后要先问候父母,“父母姑舅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到了晚上,“父母姑舅将寝,则安置而退”。平时服侍父母,出必告知,返必面见,出入起居,谨慎扶卫。父母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将长幼有序、孝敬老人等道德要求融入到拱手、起立、让道、就餐等生活起居琐事中,每天这样生活,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

我们今天为何还要再提道德生活化的意义?因为,这种路径使道德教化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润物细无声地促进了道德建设,并且这一过程是不间断的,持续终身的。而且,它可以使遵守道德要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书本上生硬的教条,从而使道德建设成为人人参与的主动行为。同时,这样的道德建设带着温情和亲情,充分考虑了每个个体的感受,易于让人感同身受,进而由衷接受。这就是中国古人道德建设的智慧所在。真正的道德行为,本身就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自然生活。

道德的力量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水平高低,更是衡量一个民族强弱的重要尺度。它是一种精神生产力,融和在民族精神之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一个没有高尚品德的人,不可能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也不可能得到人生发展旅途中所需要的社会帮助。国家的富强,需要国民的力量;民族的繁荣,更需要高尚品德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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