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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

对日索赔——维森塔尔与童增

西蒙·维森塔尔,是所有犹太人都记住的名字。就是他,孤身奋战,追讨二战之后的纳粹逃犯;就是他,用坚韧的决心,将一个又一个逃脱的战犯押上了法庭,送上了刑场。艰难的追讨,不懈的努力,西蒙为整个犹太民族赢得了尊严和尊重!

二战期间,西蒙·维森塔尔曾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虽然他和妻子得以从集中营里死里逃生,但他的一个曾经有89人的大家庭,却在纳粹的屠杀面前烟消云散。亲人的离去,使他难忘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痛。二战结束后,他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对前纳粹罪犯的追讨。

上世纪50年代,西蒙·维森塔尔从保留的盖世太保犹太部的主管阿道夫·艾希曼的档案中得知,自从德国战败后,艾希曼就销声匿迹了。西蒙·维森塔尔记得,他在集中营时曾经见过艾希曼,1951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把艾希曼列为最急需抓捕的10名战犯之首。1953年在得知艾希曼躲在阿根廷后,西蒙·维森塔尔立刻把这个消息通过以色列在维也纳的大使馆告诉了以色列政府。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收到的情报是,艾希曼藏身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几年过去了,对艾希曼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直到1959年,以色列才从德国方面得知,艾希曼化名为里卡多·克莱蒙特的伐木工人,藏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蒙·维森塔尔回忆道:“1960年,艾希曼的父亲去世了,我就雇了两名摄影师混入葬礼,拍下了所有人。艾希曼的兄弟奥托与其长相酷似,令我产生了怀疑。他看上去与艾希曼那张30多岁时的照片非常相像。任何人拿到奥托的照片都会认出是艾希曼。”西蒙·维森塔尔把这张新照片交给了以色列特工机构。1960年5月11日晚,就在艾希曼走下公共汽车即将步入家门的几分钟内,以色列特工迅速将其擒获,并把他送回以色列接受审判。1961年5月31日,艾希曼被处死。

西蒙•维森塔尔一生中追踪了1000名纳粹战犯,这需要怎样的决心和毅力!尽管有的战犯已经90岁以上高龄,仍然要接受法庭审判,因此人们称他为“纳粹猎人”。美国和众多的欧洲国家授予他荣誉勋章,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西蒙·维森塔尔于2005年离开了人世,享年95岁。

与西蒙•维森塔尔相似,在东方,在中国,我们也拥有一位和西蒙·维森塔尔相似的人物,他就是童增!

作为二战亚洲主要战场的中国,在二战中付出了人员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抗战胜利后,旋即四年内战。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此起彼伏,人们完全无暇回忆和整理这些曾经的苦难。中日建交后,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放弃战争赔偿”,在中日友好的大背景下,揭露日军侵略行径反而变得敏感,就连民族受伤的记忆也无法开口,中国受害国为了顾及日本加害国的感受,要不断地自我压抑。

童增没有经历过二战,也不是二战受害者,他是战后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童增虽然没有像西蒙·维森塔尔那样被授予很多国际勋章,但他们两人对人类社会有相同的行为和贡献。他与维森塔尔一样,为了给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要求战争的加害者认罪并付出应有的代价,告诫人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正是童增以个人的呐喊,发出了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声音。

2003年,步入中年的童增前往日本札幌法院为80多岁的中国二战被掳劳工出庭作证,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惊讶和好奇,为什么年龄轻的为年龄大的出庭作证?原来被告日本政府代理人辩称:“中国被掳劳工没有索赔的要求,是日本律师到中国来撺掇他们到日本来索赔的。”童增的到来可以证明,中国受害者是看见当年童增的对日索赔文章知道了索赔的权利,日本律师是后来代理了中国受害者打的官司。

早在1990年,童增受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要求的启发,写下《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文,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二战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的合法性。文章发表后,当雪片般的来信和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将一个个血淋淋的受害史呈现在童增面前时,他内心的震撼难以名状。这些在故纸堆里难以看到的受害者亲历,让童增更加坚定了对日索赔的决心和勇气。

童增为几十年来一直饱受身心苦痛折磨的中国受害者,打开了一扇通向光明的门。“原来我们还有对日索赔的权利”,老人们多年压抑的情感瞬时决堤了。他们中的好多人于是不顾年迈体弱,千里跋涉,就为了见童增一面,向他诉说从未向任何人说起的自己当年的不幸遭遇。

中国有一个传统,有问题找政府找组织解决,唯独在二战中遭受灾难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没有去找政府和组织寻求解决,却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年轻人童增。天津蓟县一对老夫妻1992年秋天步行到北京,沿路诉说到北京找童增的目的。一位好心路人把他俩扶上一辆拖拉机,踏上了7公里左右的路程。无锡一对父子到了北京,托了国务院的老乡、通过中华老年报总编才找到童增。儿子告诉童增,他两次到北京,一次是1966年,一下火车就直奔天安门;这次到北京,只为了能找到童增!

“如果我们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日本篡改历史”,童增讲这番话时,他已经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路上走了25年。

1994年日本法律家协会小野寺利孝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在北京找到童增,表示他今年50岁,打官司要打到60岁,要为中国受害者讨回公道。童增回忆当时非常感动,即刻委托小野寺利孝为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小野寺利孝回到日本不负众望,组织了300多位日本律师,还有10万多日本人签名,表示支持中国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但二十年过去,由于日本政府否认侵略历史和从中设障,三十多宗诉讼案件全被最终驳回、败诉。最近律师团中一位叫高桥的律师来京见到童增表示感慨,20年前我们都是在您的号召下帮助受害者打官司,现在我们的头发都白完了。

2005年,童增开始寻求将对日索赔诉讼转移国内;2006年,童增在北京成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以期整合全国的对日索赔力量,并推动国内诉讼。之后,山东、河北、重庆、浙江等地的一些二战受害者将诉讼材料递交法院。

2014年全国两会上,在童增的推动下,20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全国人大立法支持民间对日诉讼。随后不久的3月18日,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国内诉讼的重要转折。去年8月,童增、王锦思等发起要求日本皇室归还中国文物行动。12月“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童增又发起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谢罪赔偿。

对日索赔的路漫长而艰辛,但童增矢志不移,每每想到那些二战受害老人的苦难,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滋味。历史不能遗忘,加害者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应有的责任。

一次次的努力、失败,再努力,再失败,再努力……面对阻力,不屈不挠的童增,肩上承载了多么沉重的压力啊!正如西蒙·维森塔尔所说:“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

眼看着一个个受害者纷纷离去,童增心急如焚。“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刻不容缓”,童增表示,受害者的生存现状表明,如果现在错过了,我们这个民族就再也没有机会为他们讨回公道。而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则说明,不对历史负责,不对罪恶惩处,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童增发起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已经25年,他到底还能走多远,我们不得而知。但一种信念却会伴随他永远,那就是今年是日本对侵华战争谢罪和对中国受害者赔偿的最后一个机会,

童增和维森塔尔两人的共同点是,胸怀无数的二战受害者,以个人的呐喊发出了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声音;他们居安思危,用对战犯的惩处和对战争受害者的权益维护来呼唤国际公理,以此警醒人们珍爱和平,远离战争;这就是童增和维森塔尔,他们的勇气、执着和无私无畏,必将受到世人尊崇、景仰,也必将照亮人类和平发展的前程。童增说:“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不再流血和牺牲!为了人类持久的和平!”

我们记住童增,记住他为索赔做出的艰辛的努力,记住曲折而又漫长的索赔的历史,记住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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