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化的思维

清风觉察到，这5000年来人类的思维习惯被权威理论家所模式化，它们影响个人的思维，沉淀成集体的无意识的自觉定势，从而主导着大到政治政府政策，到经济理论，小到艺术家个人的文学艺术创造和个人的行为。这些传统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就是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高斯等代表的归纳法、演绎法、钟摆理论，它们主要倾向是在实际判断时，用过去演绎未来，用现在抉择未来，用模式鉴定变化，用一般确定个体，用平均数排除偏激和异变。在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果认识上，它们认为，个别和异变永远只能是对全局没有根本意义的部分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因此产生了如下结果，大众生活模式化成机器，所谓异化现象，即人不是为了人的目的而活着，相反，人变成物质金钱的奴隶，财富逾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国家机器追求金钱标杆的高生产高消费的通货刺激政策，经济理论上的股东价值利益至上shareholdvalue和投资理论的均衡论portfolio,在文学艺术上以古典派浪漫派的自然描写直接还原为特征，个人行为上则信奉权威崇拜、明星模仿、大众化认同平庸，思维判断上则要么唯专家理论家教条为尊，要么以自己的判断先入为主而去判断过去和确定未来。

这是主流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思维定势造成的结果。它们把相反的思维和存在以统治者和胜利者的优势给驱逐大堂之外。这相反的一派来自历史上的怀疑论者象普柏、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等，他们不用所谓归纳和演绎的模式来套用判断历史，不主观地套用因果论，而是让历史和事实说话以避免权威理论家的主观判断，强调个体到人的价值和作用，强调部分和个体也具有对整体的决定作用，个体不是简单的个体组成的平均数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跟整体同等的价值和作用。社会上要均贫富，按劳按需分配；经济上， 人是金钱物质的主人，经济生活以人的价值和生态平衡为准则，国家政策不以单一追求高生产高消费为准则，企业强调综合社会自然价值，文学艺术张扬个性，表现手法抽象化后的还原把握类似卡夫卡变形记，个人判断类似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想象的表现，个人行为上象尼采的超人，这个流派强调的个体价值是大众中每个个体都具有超人价值，每个个体都应张扬自己的意志和想象。事实上，由于这类理论因为属于在野地位，被统治阶层指为偏激。其实，如果以后者理论为引导而以前者理论为之用，则将互补长短，如归纳演绎因果论钟摆说放在历史的变化和强调个体价值的前提下运用，则可避免目前和未来的政治经济危机，在文学艺术上创造不断新颖内容和形式，在个人精神和情感生活中从肯定个性出发达到尊重他人的个性，从而人活得从精神到物质都有充分的尊严自由幸福。

我始终寻找纯美的东西，无论是崇高的悲剧美，还是和谐的东方美，只有唯美的才能打动我焦渴的心灵。—— 清风手记

经商也是艺术

即使在经商的时候，他都在追求唯美与不朽。说起来，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他回答朋友的疑问：你看我买下地皮，获得开发能源发电的使用许可。即使过500年，照样发电卖电，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时刻都需要电力，这不是不朽之经商、不败之业绩吗？他与众人大笑，似是而非，却至情至理。

不朽是唯美的特征，凡不朽的，必然是唯美的；凡唯美的，也必然是不朽的。他对朋友说，经商其实也是艺术，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和谐与不朽，如产品要选择新的、统领行业的、与整个人类发展相适应的产品，如技术要发现和发展那种尽管还在萌芽状态、却能逐渐迅速展开、又能整合统领整体经济的技术，如计算机革命，继而互联网革命，现在的再生能源革命等。如人事环境，如客户伙伴、竞争者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都要使所有的关系处在和谐共生的状态下，才能健康发展，而不是目前人们只强调的环境的和谐或人事关系的和谐。企业家最大的智慧就是洞穿一切而得心应手，如果有了好产品，使之能在和谐状态下发展，就具备了不朽之业绩的两大基础：其一、产品要不断更新换代，或占有持久的特许权。其二、和谐的结构为产品的发展奠定了发展的机制。

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人的心（脑）功能还没消失，心脏因而还能跳动。因为有心，人才能体验感官所感受到的一切，才能有七情六欲，有运用逻辑思维的能力。没有心，人便吸收不了家庭、社会、文化、教育所给予的一切，也无法整理从自然、社会所接收到的信息。人的行为举止、理想目标都决定于心；人的道德观念，以及对道德所作出的判断，也都来自于心。心主宰人生理和心理的一切。可见，心是否有良好的构成，以及其是否处于良好的状态，对人有多重要。

读到最新一期《新周刊》作者陈漠写的封面文章《急之国——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http://www.rmlt.com.cn/News/201007/201007151859309439.html

颇有感触。没想到中国经济的转型，也使中国人心态从很有耐心转型到很没耐心。这种心态的出现，虽是社会在追求高速度、高名利、高享受、高刺激、高GDP下的一种自然表现，但如果这种表现超常，那便是一种病态，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关于中国人的急躁，陈先生写道：

“中国人，赶时间。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2010年8月4日，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巴菲特（下图）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 行动宣布，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作出“道德承诺”，将把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读了这则新闻，令人对美国社会不禁感慨万端：一方面有这40位知道“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的行善富人；另一方面又有华尔街那些靠纳税人贷款救活而恬不知耻照样拿巨额分红的金融大鳄。美国的社会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文明。欧洲虽然也有每年捐出几千万欧元的超级富人和捞到巨额分红的金融界大鳄小鳄，但“行善”与“贪婪”的规模与美国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显然，欧洲的社会文明与美国的社会文明有一定的差别。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欧洲与美国由于较早从农业文明转型进入工业文明，并且也较早经受启蒙运动的洗礼，欧美人因而相对有较高的社会公民意识。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讲，欧美人集体无意识的文明类原型archetypes自启蒙运动以来得到了相对较多的激活，因而人显得较文明，社会制度也得以不断公正化、文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