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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

避讳趣谈

避讳,即必须避免使用一些特定的汉字,而援用与之相近的另一个汉字。中国历史上的避讳,从先秦一直避到清末,不但要避开使用历朝数百帝王的姓名,还得为州郡长官讳,为自己的先辈讳;不但姓名与帝王尊长相同得讳,地名、事件犯上了也得讳一下。避讳方法有缺笔、空字、改字等,真可谓源远流长,花样百出。这种避讳,不但给后人读史造成很多误会、增加很大麻烦,而且闹出很多使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一般的帝王都要求为自己的名字避讳,如汉高祖刘邦,他人不得再用“邦”字,而改用“国”字;汉武帝刘彻讳“彻”为“通”,汉光武帝刘秀讳“秀”为“茂”,唐高宗李治讳“治”为“理”等。但有的帝王避讳却别拘一格,十六国时的前秦国主苻生是个独眼龙,因此避讳一大堆字,如“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等字眼。手下人无意犯了讳,就要受到剁腿、破肚、拉肋、锯颈等种种酷刑。有一次他叫太医令程延合药时,问及所需人参的好恶与多少,程延回答:“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这“不具”可是犯了大讳,苻生勃然大怒,先将程延的双眼凿出,再将他杀死(《晋书·苻生载记》)。

北周宣帝宇文赟(音yūn)认为“高”“大”二字乃帝王所专有,臣下百姓如何能妄加使用?于是命令国中,凡姓“高”者改姓“姜”,族中称谓中改称“高祖父”为“长祖父”,官称名位中凡有称为“上”或“大”者,一律以“长”代替。幸好周宣帝在位时间极短,这种避讳法未能推行多久,影响不大(《北史·周本纪下》)。

南朝萧齐时有个小官姓皇名太子,齐武帝萧赜(音zé)说:“皇太子怎能用作人的姓名!”命将“太”字的一点移了出来。皇帝是金口御言,臣下如何敢违拗?于是那个小官的姓名就从“皇太子”变成“皇犬子”(《南史·齐本纪下》)。

不但字同得讳,有时音同也得讳。大家知道,“依样画葫芦”的典故出自北宋的陶谷。其实陶谷本姓唐,由于生于五代,得避后晋高祖石敬瑭的音讳,只得改姓为陶(《宋史·陶谷传》)。甚至连偏旁犯了讳,也得改过来。五代后唐时,唐明宗李嗣源改名李亶(音dǎn),于是有个叫杨檀的人,因“檀”字犯了偏旁讳,只得改名为杨光远(《旧五代史·晋书·杨光远传》)。

不但皇帝的名要避讳,地方长官、朝廷诸臣的大名也得避讳。关汉卿写了个剧本叫《钱大尹智宠谢天香》,说的是北宋时杭州才子柳永与开封官府歌妓谢天香相恋。柳永临去赶考前,关照他的同窗好友、新任开封府尹钱可“好觑谢氏”。钱大尹认为柳永轻才好色大为恼火,抢白了他一顿。柳永就作了首《定风波》的词,头一句是“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可可。”原来钱可字可道,这个叠词“可可”就是有意犯他的名讳,加以讥刺。柳永走后钱大尹灵机一动,传来谢天香,要她演唱这首《定风波》,有意引她在犯了自己的名讳后将她责打一顿。哪知谢天香警觉,临时将“可可”改为“已已”,而且将此词由“可”的“歌戈”韵改为“已”的“齐微”韵,从头至尾不失韵脚,不差平仄,不乱宫商。钱大尹大为叹服,于是将谢天香从乐籍里除了名,巧妙地保护起来,待柳永考中状元回来后,成就了这段美满姻缘。

也许有人说,这是剧本不足为证。那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可谓家喻户晓:宋朝州官田登自讳“dēng”音,不容许老百姓用与“登”同音的字。于是人们要说“点灯”只能改说“放火”(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五代时有个宰相名叫冯道,对一个举子李导说:“老夫名道,其来久矣,加以累在相府,秀才不可谓不知,然亦名道,于礼可乎?”李导大声回答说:“相公是无寸底道字,小生乃有寸底导字,何谓不可也。”冯道这才无话可说(《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注引《五代史补》)。

南北朝时,后梁国有个州官名叫宗如周。一天,有个百姓对他说:“某有屈滞,故来诉如州官。”宗如周怒道:“你是何等小人,胆敢直呼我名!”那人连忙谢罪说:“只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唤如州官作如州。”宗如周于是笑道:“叫你自责,反而见侮更深。”也不加罪,人们都佩服他宽宏大量(《周书·萧祭列传附宗如周列传》)。

不但小民百姓要避达官贵人的名讳,有时候连皇帝也得避大臣的名讳。有一次梁武帝萧衍请大臣吃饼,他直呼大臣蔡撙(音zǔn)的大名。蔡撙置若罔闻。梁武帝一连喊了几声,蔡撙还是只顾低头吃饼,毫无反应。梁武帝改唤了一声“蔡尚书”,蔡撙这才连忙扔下筷子,捧起笏板,恭恭敬敬地回答:“尔。”梁武帝问:“卿向何聋,今何聪?”蔡撙说:“臣预为右戚,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梁武帝颇为惭愧(《南史·蔡廓传》)。

对于儿子来说,父亲的大名是一定要避讳的。东晋时大将苏峻造反,晋廷准备任命大臣王舒为会稽内史,以作外援。哪知王舒因父名王会,说是应该避讳,不肯前往。朝中诸臣都认为字同音异(会稽的会读guì),于礼无嫌。王舒却固执地认为音虽异而字相同,请求换个地方。最后,晋廷只得将郡名改成了“郐稽”,王舒无话可说,这才勉强就任(《晋书·王舒传》)。

南北朝时,北魏李道固出使南齐,宴会上李道固问别人:“张融是不是原来宋国长史张畅的儿子?”在座的张融觉得受了侮辱,连忙皱着眉头回答:“先君不幸,名达六夷。”(《南史·张邵传》)

同辈友人之间可以互称其字,以示亲热,如关羽、张飞、赵云之间互称云长、翼德、子龙等。如果对着朋友的下辈,哪怕是几岁的小孩子,也不能这么无礼了。三国时魏国有个常林,年方七岁,父亲常伯先的朋友来问:“伯先在否?汝何不拜!”常林答道:“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小常林以聪明懂事而获得了人们的称赞(《三国志·魏书·常林传》)。

唐代大诗人李贺才华横溢,十九岁便考中了进士。可是有人揭发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李贺怎能不顾冒犯父讳而去考“进”士呢?于是李贺不但金榜除名,而且被断绝了此后的仕进之途,致使他正值二十七岁的豆蔻年华便郁郁而终。为此,大文学家韩愈愤愤地替李贺呼吁说:“父名晋肃,儿子就不准考进士;如果父亲名仁,难道还不准儿子做人么?”

更有一种奇特的避讳。据说孔老夫子路过盗泉,口渴了。但这个大圣人的举止怎能与“盗”字联系起来呢?无论如何得讳一下。于是他宁愿忍受口干舌燥的煎熬,也不去喝盗泉里的水(战国·尸佼《尸子》)。无独有偶,北齐有个名叫邢峙的儒生,因熟读经书而被征入齐宫教授皇太子。有一次厨子在端给皇太子的菜肴中,有一味叫“邪蒿”。邢峙连忙命令将此菜撤掉,理由是:“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邢峙的这一讳果然高明,齐文宣帝高洋知道后不仅大加赞赏,而且对他又封官,又赐财,真是受用不尽(《北史·儒林传上》)。

也有一种是老百姓出自对某人的敬爱,主动为其避讳的。西晋出镇襄阳的大将羊祜,生前勤政爱民,死后当地人们为他避讳,居室都称“门”不称“户”,并改“户曹”为“辞曹”,以表达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晋书·羊祜传》)。

也有少数较为开明的帝王将相,对自己的名字避讳得不那么严格。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因这个“病”是常用字,老百姓触讳犯罪者颇多,故将自己的名字改成较为冷僻的“询”字,并传旨赦免以前所有的触讳者(《汉书·宣帝纪》)。

唐太宗李世民登位之初曾下令:依礼,二名不偏讳,但凡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都不须避讳(《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话虽如此,臣民也许是出自对皇上的敬畏,也许是溺于千年的旧习,往往主动避讳,改“世”为“代”、改“民”为“人”的情况屡见不鲜,所幸的是不致因触犯“圣讳”而被治罪了。当时有个人名叫刘恭,他脖子上的皱纹形似“胜”字,并自言“当胜天下”。这还了得,不是大逆不道吗?于是被关入长安狱中。唐太宗知道后说:“他如果是天命所归,我又怎能阻挡;如果没有天命,这‘胜’纹又有何用!”于是下令将刘恭释放了(《资治通鉴·唐纪九》)。可是唐太宗刚一死,唐高宗就开始为其父避讳了,凡是官名触犯“世”或“民”者都得重改(《资治通鉴·唐纪十五》),例如“民部”改为“户部”,一直沿用到清朝。

南宋名将韩世忠告诫家人说:“我名叫世忠,你们不必讳言‘忠’字;如讳而不言,就是忘了忠君报国之念啊。”(《宋史·韩世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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