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0日，正在做环球旅游的我来到新加坡。据说近些年来大陆一年赴新加坡旅游人数曾冲到100万人次。当然，新加坡是我的必去之地。凌晨5:10到达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到了机场以后，第一步是海关开箱检查。顺着机场指示牌前往lmmigration柜台，证明了买的东西是会再带出境的，检查完之后在单据上盖章，然后 check in，换新新加坡币（S$）。因为不急用，可以缓缓去市区换。验护照在机场内，出示了护照及入境表格，又接受移民局人员审核。通关后，樟宜机场设有许多陈列架，摆设了各种旅游资料印刷品，我就随手拿了几份，然后搭乘新加坡公车SBS到了市区。SBS每3-8分钟发出一班，乘坐十分方便。我持有中国有效护照，在新加坡逗留24小时不需签证，接下来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新加坡的秀美风光了。

到了新加坡，的确让人感到神清气爽，新加坡与北京基本没有时差，这点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格陵兰。格陵兰的雾气太浓，而走在大阪的街头你会感觉气候又干又冷，那种冷的感觉是渗进骨头的，所以你穿得再多也没用。新加坡则不然，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气候湿热。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一位攻读犯罪学专业女博士生的组织下，有机会参观了德国某城市的一所监狱。高大的红砖围墙，上面架有铁丝电网，围墙内有一座圆形卫星建筑物，从此建筑物向外辐射出几幢附属建筑物，这就构成整个监狱的建筑。监狱长简单地向参观者介绍了监狱情况、坐监的人数、生活和活动情况，狱警和社会工作者(尤指心理医生)人数及他们的职责等。介绍完后是参观监狱，参观后接着是座谈，提出和讨论问题。

参观中有几个地方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感到德国监狱在某些方面做法还是很人性化。

第一，德国犯人投入监狱后，先要住单人牢房。法律规定，犯人囚室要达到一定的容积空间，单人囚室内设有床，洗脸池，卫生设施，一张小桌子和一只衣柜等。如果不知道这是囚室的话，还以为是一间简易旅馆客房呢。晚上九点各囚室被锁上，十点强制息灯，次日六点统一起床。狱警通过铁删门窥视孔可监控囚室内的一举一动。等犯人服完了大部分刑期后，离释放期越近，获得的自由度也就越大，可从单人囚室搬到双人囚室，再逐级搬到四人囚室。到离释放期只有两星期时搬到多人囚室，这时囚犯们欢乐如同雀跃，因为囚室内关押的犯人越多，标志着这些犯人都快要被释放了。

第二，监狱内设有多个工场，犯人在监狱一般都参加劳动。我们看到一些囚犯在印刷工场劳动，另一些在装订工场，还有一些木工工场，再有几个在食堂劳动。囚犯们参加劳动也得到报酬，虽然工薪很低，当时每小时约合两马克左右，但几年下来也可积累一笔颇为可观的积蓄，到出狱后就可解决燃眉之急的生活问题。

路易斯是我居所附近酒吧的一位酒友，几乎天天要去哪里泡上二、三个小时。我虽不是酒客，却是咖啡客，也常常在这家酒吧喝咖啡，尤其要和朋友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在这家酒吧喝上几杯。

路易斯一见我显得很兴奋，总是问我中国怎样，中国长中国短的。有天路易斯看我一个人在喝咖啡，就坐在我身边聊起了。他问，西班牙语中有“你”和“您”的不同，中国语中有没有？

我回答当然有啦，并补充说，中文和西文“你”和“您”的用法完全一样。年轻的称呼年老的用“您”，平辈或朋友就称“你”。路易斯听后很认真地点点头，然后突然又问，如果一个人作为被告在受审的时候，或者被判刑以后，你认为这个人应该被称呼“您”还是“你”。我回答，当然是“你”啦。

路易斯摇摇说，我做了五年囚犯，这辈子只有在监狱生活中被人称为“您”，而且还是法官和警察，出狱后的日子我从来就没被人叫过“您”。

总统当雇主——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劳工解雇案

德国政坛又起风波，又是围绕德国社会的永恒主题：外国人移民。

社民党政治家萨拉金(Thilo Sarrazin)于今年8月底推出新书《德国的自我沉沦》，对德国现今的社会政策、尤其外国人政策大加鞭挞。主要观点是：一、德国的生育长期偏差，高层次的家庭孩子越生越少，底层次的家庭孩子越生越多，导致德国人变得越来越笨；二、德国家庭的孩子越生越少，穆斯林家庭的孩子越生越多，一百年后德国堕落成伊斯兰教国家。三、孩子的聪明与否，50-80%取决于先天的遗传因子。在德外国人中，来自中国、越南、印度的最聪明，来自巴基斯坦、墨洛哥、土耳其的最愚蠢。四、中小学必须重新引入全日制，穿统一校服，拒绝任何计算机游戏……“我不能忍受那些靠这个国家的社会救济金生活、却拒绝融入这个社会的外国人。他们不关心自己孩子的教育，还在不断生产包着头巾的小女孩”——一派纳粹口吻。出于历史原因，宣传纳粹主义可是德国政界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