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涉嫌欺诈案使华尔街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赌博性质及其对社会的无效益性和有害性更清楚地暴露出来。对于仍处于金融业改革阶段的中国来说，高盛案及多起已暴露出来的华尔街丑闻都是可贵的教材。有一点已十分清楚，寄望于华尔街能自律或实行自我监督，改掉或抑制其贪婪本性，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人已付出惨重的代价。另外，金融的高科技创新不能与生产技术的科技创新相提并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建立在赌钱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产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发展上。高盛案让人看到，一个没有有效监督制度的社会犹如放任一群狼四处猎食的社会，不仅阻碍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还助长社会狼性的滋长蔓延。

1995年，具有233年历史的英国古老银行巴林由于在金融衍生品市场豪赌失手而倒闭。导致倒闭的元凶是一位其驻新加坡分行的经理——年仅28岁的毛头小子里森。2008年，具有158年历史的美国莱曼兄弟投资银行也由于在金融衍生品（次贷）市场进行大手笔交易亏损而宣布倒闭；同时亏损巨大的另几家金融机构却幸运地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援而躲过破产一劫。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调查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揭露并起诉了高盛银行的欺诈行为及其一名叫法布里斯·托尔雷Fabrice Tourre的年轻法籍职员在欺诈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

托尔雷现年31岁，2001年在加州斯坦福大学获得运筹学硕士后便受雇于高盛，参与银行结构性产品相关交易平台的工作——次贷危机凸现出来的CDO债务抵押债券、CDS信用违约掉期等都属于这类股市交易衍生的金融结构性产品。2007年2月托尔雷为高盛设计了一个叫“ABACUS（算盘）2007-AC1” 的合成CDO次贷衍生品，并负责其营销。“算盘”CDO与其他CDO一样，都是新创的金融赌具，让赌客对赌，银行从中收取手续费、佣金和分红。“算盘2007-AC1”就是把近百个次级房贷抵押贷款债券捆扎起来，让赌客赌其跌势或涨势。

高盛从这个产品设计赚取了1500万美元，又与纽约一个叫鲍尔森对冲基金的证券商勾结，通过不实陈述，找了债券评级机构ACA给与算盘CDO捆扎起来的坏次贷债券良好的评级，然后却赌其看跌，让赌其看涨的赌客大受损失，高盛从中赚取了一笔尚未查明的利润。据称鲍尔森从“算盘2007-AC1”赚取的利润高达10亿多美元，托尔雷本人当年也获得200万美元红利，随后又升为高盛国际高管，担任该公司在伦敦的执行董事和副总裁。4月16日被纽约证交会起诉后暂时休职请假。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认为那是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的宣战行为。因此，在他以后任职的7年多时间里，不遗余力地进行反恐战争，不仅国内草木皆兵似地布防，还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美国本来甚高的赤字预算雪上加霜，每年增加数千亿美元的战费负担。布什政府抓到的所有嫌疑犯都以战争犯来对待，分囚在美国境外的关塔纳摩监狱和世界各地所谓友好国家的秘密监狱里，由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不公开的审判，必要时不惜动用酷刑套取情报或口供。

·欧盟“SWIFT-条约”夭折·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恐怖活动，美国与欧盟多次商榷，希望美国的反恐机构能直接取用欧洲银行的信息，例如存款、汇款等客户信息，以揭示和跟踪恐怖活动。这一问题引起了欧洲各界的争议。反恐大家都赞同，但要公开客户存款、汇款情况，却是侵犯一个人的隐私权。是反恐重要还是隐私权重要？

乘黑森州大选之际，德国政界、尤其是保守党基民盟又一次把德国青少年犯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德外国人又成为政界讨论的替罪羊。
讨论的引发者是德国电视台去年十二月的一次新闻报道：在慕尼黑地铁站上，两位外国人追打一位年迈的退休工人。于是黑森州的现任州长考赫便以此为依据，说在德使用暴力的犯罪行为一半发生在21岁以下的青少年，而这些青少年犯罪的一半又是“有外国人背景”的青少年，所以必须加重惩罚青少年犯罪的力度。以前德国政界总要用“外国人”的概念，但现在许多外国人通过入籍或父母入籍已成为“德国人”，即法律上和统计上已经排除在“外国人”之列。但对较右倾的德国政治家来说，这些自己或父母“曾是”外国人的德国人，毕竟不是纯的“德国人”，所以近年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术语，即所谓“有外国人背景的人”（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这里包括迄今依旧持外国护照的外国人和上述“有外国人背景的”德国人。
这些年来，在德青少年犯罪的情况一直在不断下降，例如：
年数      到14岁   14-18岁  18-21岁
1998 152.774   302.413   237.073
2006 100.487    278.447   241.824
以上男性犯罪率占70%，女性占30%，这比例八年来基本未变。但男性严重犯罪的比例较高，女性轻微犯罪的较多。如到2007年8月底，全德被判刑在狱的青少年共6168人，而女孩只有248人，只占4%。但这十年来，犯罪的程度和形式有很大变化，杀人和抢劫的比例在下降，而暴力伤人和贩毒的比例在上升。尤其在暴力犯罪方面，21岁以下的犯罪量占其一半。随着德国社会法制意识的提高，人都变得敏感化，以前一些小的犯罪行为并没有人去警方报案，而现在却把这些灰色地带都白日化了，一有情况就去报案。可见，如果按照十年前的情况，报案的数据应当更低。
应当说，有外国人背景的人之犯罪比例确实高于德国人。现在外国人占德国人口约8%，包括“有外国人背景”的人总的约占15%。而外国人的犯罪情况明显超过其人口比例，只是情况也在明显改善。以下以萨格森州的统计为例：
年数 外国人犯罪比例
1993 33.6 %
1996 25.8 %
2005 22.5 %
德国社会经常会有这样的谣传，说在德两件暴力案中，就有一件发生在所谓“有外国人背景”的人，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之所以德国社会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如果一个德国孩子有暴力现象，许多受害小孩的德国家庭也就没当一回事，认为是小孩之间吵吵闹闹而已。而如果暴力者发生在一个“有外国人背景”的孩子，德国家庭就会非常敏感，会去警察局报案。以致警方的统计数据中，“有外国人背景”的孩子的犯罪比例会比较高。但考赫为了争取选票，要迎合德国社会的印象，而不会考虑事实，所以才会叫嚷要对“有外国人背景”的青少年加重惩罚。
根据德国的法制传统，对青少年犯罪，重在教育，不在惩罚。而且德国社会和学界认为，孩子犯罪的根源不在孩子本身，而在父母教育和周围环境。所以德国青少年犯罪并不是按照通常的刑法判刑，而是在刑法中另辟“青少年法庭法JGG”，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来“判刑”。这些年龄段分为：少年（不满14周岁）、青年（14-18周岁）和大青年（18-21周岁）。惩罚的措施也根据犯罪轻重和年龄大小而划分成三种：
一、教育（Erziehungsmassregel）：如规定不能与什么样的人接触，必须上几天学习班等；
二、关押警告（Zuchtmittel）：将犯罪青少年关押几天，以示警告。
三、轻度判刑（Jugendstrafe）：通常判六个月到五年，最严重的（如杀人）也不得超过十年。
事实上，判刑并不能解决问题，78%被判刑的青少年，释放后又在从事犯罪活动，45%的青少年几年后又进班房。只是所有审理青少年犯罪的案件都在专设的青少年法庭，那些法官判案比较宽松，因为对青少年还是重在教育。
基民盟要修改法律，提出十点具体计划付诸讨论。首先，要将“青少年犯罪”的年龄从现在的21岁降到18岁，即18岁的青年犯罪就要按通常成年人犯罪一样判。且在刑量上，要从原来对青少年判刑的最高10年，提高到15年。即使不被判刑，也要将这些青少年以一定形式关押起来（Sicherungs-verwahrung）。尤其对外国人最恶的一招，要对犯罪的在德外国人青少年，可以将他们驱逐出境，起到以一儆百的效果。
德国社会毕竟已经比较成熟，并不会因为一些政客的煽动而一哄而起。尤其是目前德国的总体经济形势较好，社会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右派势力没有市场。所以考赫是在错误的形势下提出错误的口号，引起了德国社会反感。考赫刚提出要将刑法适用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德国报界便以大幅标题写上：“考赫要把孩子们送入监狱！”；考赫刚提出要将一部分犯罪的外国青少年驱逐出境，德国媒体就指责考赫有“种族主义”倾向。无论考赫怎么辩解，社会上就盛传媒体的报道，新闻界鼓足勇气，一定要将这位基民盟中的明星政治家在这次大选中拉下马。
果然，在今年1月27日的黑森州大选中，基民盟惨跌12%选票，从上届超过半数的基民盟单独执政，到这次与社民党打平手，与人联合执政都非常危险。看到这样惨样，基民盟的其他政治家纷纷与考赫拉开距离，唯恐与他沾上边后影响自己选区的选票。考赫过后在媒体上只好承认，他走了一步错棋，造成社会上对他的许多误解。既影响了他的选票，又影响了基民盟的声誉。
德国的社会结构在转型，外国人及有外国人背景的德国人比例越来越高。如何能在德国社会获得与其人口比例相称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不能仅仅等待主流社会的恩赐，而要依靠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依靠自我的群体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