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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高丽娟:土华文化的桥梁

在欧华作协柏林年会(2013)上,我认识了高丽娟。只知道她来自土耳其,是台大中文系科班,当选为欧华作协理事。读过一些资料后,又在电话里采访,才了解到高丽娟有着丰富的经历,她的人生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她是“土耳其通”,堪称沟通土耳其和中华文化的桥梁,还写下许许多多富有知识性和文采的作品。

从觉民到觉醒

高丽娟祖籍福建安溪,远祖在郑成功时代就渡海来到台湾。她出生在台北市木栅。父亲原是木匠,开家具行,后来经营木器批发贸易。家中二子四女,谋生不易,但他把子女的学习抓得很紧,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高丽娟更是佼佼者,在学校所获的各类奖状挂满她家一面墙。她高中考入台湾名校中山女中,一直担任班长。同级的另一班长是台湾电视媒体有名的评论家陈文茜。

70年代台湾放映一部抗日谍报电影《扬子江风云》,主演李丽华,剧情描述地下情报员“长江一号”和同志们在湖北监利出生入死执行“死桥计划”,力阻日军扫除长江水雷障碍,力保“长江180里封锁线”的真实故事。很多学生都为剧情所感动,愿做为国献身的谍报员。高丽娟也不例外,甚至拉着一位同学报考先期招生的警官大学。接着她们又参加了大学联考,那位同学同时被警官大学和政大土耳其语专业录取,不知该如何选择。高丽娟建议说,土耳其语有什么用,学当警官好了。结果那位同学选学了警政,后来做到典狱长。而高丽娟几年后却远嫁土耳其,一辈子与土耳其打交道,想起来真有些好笑,不知道是否上天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高丽娟在大学联考中成绩优异,1976年进入台大中文系读书。大学时代,别的女生谈情说爱,她却逆向而行,严重关切国事。抱着党即是国、国即是党的党国观念,大一就加入了国民党,大二被吸收为“觉民学会”会员。

觉民学会以林觉民命名。林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就义时年仅24岁。起义前他写下遗书给妻子陈意映:“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这封遗书,情切切,意绵绵,感动了几代中国人。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半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觉民学会是国民党在台大的精英学生社团,以林觉民的献身精神为榜样。这是马英九等人在保钓运动后,有感于学生运动需要“有效”引导……而结合校园党部人力成立的社团。主要作用在于了解大学师生的思想动向,每逢选举,以文宣支援党部,争取或协助会员成为学生领袖。学会组织不公开,观察杰出学生的表现,经过多人提名,审核,评价,约谈,先送往干部训练营培训一周。加入学会要宣誓,相当神秘。每届吸收会员70多人。当时一个系里,几百学生才有一两个会员。那时高丽娟很自豪成为觉民会员:“我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我要先觉觉民。”

高丽娟身为觉民会员,在忠诚考核上算是忠贞之士,自然受到情报机关调查局的青睐。当时乡土文学论战风生水起,而台大教授齐益寿鼓吹乡土文学,常跟王拓、陈映真、黄春明等人聚会,被调查局盯上。高丽娟写的短篇小说很受齐教授欣赏,于是调查局希望高丽娟打入他们的圈子。当美国断交时,她还跟着调查局干员追踪守候他们。但后来高丽娟推却了追踪齐益寿的任务,因为她看他们都只是想以文学来关怀乡土社会的书生,根本“为害不大”,而且一个欣赏她的教授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大四时,调查局派高丽娟到立法委员康宁祥家做家教,辅导他女儿功课,实际上是卧底,了解康宁祥的活动。康宁祥台北市人,1938年生,1961年中兴大学商学系毕业,早年当过教师、推销员等,1969年以无党派身份当选台北市议员。1972年当选为立法委员。他创办了《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等杂志,是党外的核心人物。那时还是戒严时期,不能另行组党,在野反对势力均以“党外”称呼,一向受到国民党的注意。高丽娟很兴奋:“直捣党外核心人物的家固然很‘危险’,可我会空手道,大四又选修柔道,平常打篮球的凶悍有目共睹,真出事,我自信能跑得很快。即使被识破身份,也有打出重围的本事。说真的,当时真以为自己是深入‘虎穴’(后来知道老康还真属虎),颇有壮士临易水,风萧萧兮的情怀。”

有趣的是,高丽娟在康宁祥家里表现不错,丝毫没有受到康宁祥的怀疑,相反康宁祥延揽她进入自己的竞选班子。她卖力地帮康宁祥写竞选大字报,搞文宣。1980年康宁祥继续当选立委。

康宁祥读过高丽娟的小说,非常欣赏她的文笔,推荐她去《八十年代》杂志社工作。这正好是个机会,打入党外媒体。调查局很快指示同意。她在杂志社担任编辑校对一年半,每期都悄悄把杂志的稿件影印下来,让调查局在出版前就知道内容。做这些事她心里七上八下强自镇定,但内心在挣扎。高丽娟深入康宁祥家庭和杂志社,观其行听其言,陪同采访、处理稿件。她发现,所谓的阴谋分子其实是好人,是为台湾好的人。“怎么这个国民党眼中钉是那么亲切率直的人,就跟我邻家的叔伯们一样!”她觉得自己是“没有脸的长江一号”,“长江一号”面对的是侵略者日本人,而自己面对的却是要救台湾的同胞。处于国民党调查局与党外民主杂志创办人之间的高丽娟,成为“那个暗夜蜷缩在沙发里,为处在夹缝中无法自拔而无声落泪的怯懦少女。”

那时台湾正处于民主转型的前夜,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已摇摇欲坠,但仍然掌握着影响人们命运的权力和资源,公开与体制决裂风险太大。高丽娟的人生就这样走到岔口,前后左右险象环生。她找不到合情合理且安全的容身之处,就决定远走他乡,离开这是非之地。她接受了土耳其留学生欧凯的求婚,将自己连根拔起飞离台湾。

赴土耳其前夕,杂志社办晚宴聚会送行。老康也摆了两桌为她饯行,另一摊送行酒宴的主人则是调查局长阮成章。

远嫁土耳其

在《八十年代》杂志社工作时,高丽娟认识了正在政大中文研究所念硕士的土耳其留学生欧凯(Bülent Okay)。本来她选择念中文系无非是中国文化意识浓厚,这下碰到雅好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不免产生传道授业、舍我其谁的使命。于是她在编辑杂志之余,常奔波于政大图书馆和校园之间,陪伴欧凯度过撰写论文的最后一年。日久生情,高丽娟选择嫁到异国,跟一个知她惜她的汉学家生活,并肩负起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使命。她与先生欧凯有共同的志向和爱好。欧凯长期担任安大东语系主任。高丽娟所住的安卡拉是土耳其首都,是一座生活单纯的公务员城市。高丽娟平时做研究教学,在大学里和年轻人厮混,总是一身便装;但到广播电台时与公务员来往,则是一身女强人的上班族打扮。

回到家后,她又和一般土耳其妇女一样,从泡菜到饺子皮,从蛋糕比萨到包子,全都是自己做。打扫卫生则由每周固定的清洁妇打理,从地毯的洗尘到洗玻璃窗户,所有工作包办,价钱约和她周末兼职一日所得相抵。土耳其人重视清洁卫生,所以吃入肚子的食物讲求自制。住的清洁要费体力,便讲求专业,请专人打扫。高丽娟认为“劳心换劳力,各适其才,各取所需”。入境随俗,倒觉得生活品质挺合人性。

土耳其社会融合东西方文化,人情味浓,却也挺讲究西方生活格调。安卡拉多公教人员,一般应酬以家庭互访为主。而茶点必定是女主人亲手制作的糕饼点心,饭菜更是拿手好菜。而茶杯碗盘,奉茶上菜就讲究西式的品味礼节。既有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也有伊斯兰社会把斋、请吃开斋饭的习俗。

土耳其和中华文化的桥梁

高丽娟远嫁土耳其,本为离开是非之地。没想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她在土耳其恰似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起到土中文化交流的双向桥梁作用。一方面向土耳其介绍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向华语世界介绍土耳其的方方面面。前者通过在安卡拉大学当老师来做,后者通过在土耳其国际广播电台任职实现。

高丽娟刚到土耳其不久,就进入安卡拉大学文史地学院东语系读书,并在该系汉学组担任助教。凭着当年联考训练出来的坚毅不拔的个性,1988年她拿下安大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完稿博士论文“11世纪维吾尔黑汗王朝时的经典《福乐智慧》与论语思想比较研究”,后因故申请休学。同年通过资格检定转任专任教师。

土耳其历史上对中国了解甚少。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国父凯末尔为了激励民族自信心,倡导研究土耳其民族史。在研究土耳其民族史时,学者们意识到运用中文史料的必要(土族祖先即突厥人)。于是1935年安大设立了汉学系,最初每年只收四、五名学生,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土经贸文化往来的发展,汉学系学生明显增多。1983年起扩增为25名(后又扩到35名)。正在这时候,高丽娟加入了汉学教师的行列。当时只有四、五位,以汉语为母语的就她一个,栋梁作用可想而知。就这样她长期在安大传播中华语文、教授中文几十年,教出上千名学生。她和丈夫的学生已遍布土耳其各相关机构,可谓桃李遍天下。如今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已经不限于突厥史料的研究,而逐渐扩展到与中国有关的各领域。现在常有学生带着老婆(老公)、孩子来探望她,高丽娟笑说:“我已经成为师奶级的祖字辈啦!”

高丽娟向华文世界介绍土耳其,是通过广播工作实现的。80年代初土耳其党争激烈,议会经100多轮选举也未能选出新总统。这时军方接管政权,军事强人艾夫伦上台执政,收拾残局,试图重建文人政府。为了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支持,艾夫伦出访北京。然后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国际电台成立了华语组。当高丽娟1982年刚到安卡拉时,成立不久的电台正缺人手。她第二天就进入这个华语组报到。原本广播电台要她成为正式职员。但安大看她是中文系毕业的,就要她去念硕士当助教。高丽娟觉得,朝九晚五的公务员不适合自己的个性,能在大学研究汉学教中文再好不过。于是念完硕士,当起专任教师。但课余高丽娟仍旧兼职电台的工作,因电台华语组需要大学的支援,而翻译新闻、介绍土耳其文化政经风土人情的节目,可以增长见闻。

担任华语节目编译与主持人,对高丽娟是个不小的挑战。她回忆说:“我这个平日讲话台湾腔浓厚的人,就被迫卷起舌头,在麦克风前字正腔圆地念起广播稿。”但她喜欢上了这份工作。特别是写稿介绍土耳其。例如为期一年、每周播出一集的《丝路的两端》系列,她目前已写了九集。丝绸之路起于西安,遥遥万里,沟通中西,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古为东罗马帝国首都,称君士坦丁堡)正是终点。读者对土耳其的丝路历史、遗迹乃至现状很感兴趣。在这一系列中,她介绍了突厥与土耳其的历史联系,连接欧亚的海底隧道,土耳其的音乐舞蹈史诗《火舞》,古代《胡旋舞》,中国舞狮子与丝路,土耳其高铁建设、安卡拉地铁用上中国列车、莫言访问土耳其、诺奖得主帕慕克等等。像这样的广播稿,高丽娟译、写过上千篇。

在土耳其,高丽娟让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夫妇请吃饭,这使台湾某些视中国大陆为蛇蝎的人无法理解:曾是国民党调查局的人员,也曾是民进党执政前党外杂志的工作人员,20多年后,在海外竟然能和对岸的政治宿敌同起同坐。但高丽娟处之泰然,这是超脱政治的文化交流。“土华文化桥梁和使者”的赞誉高丽娟当之无愧。

参加欧华 作品喷涌

2002年高丽娟成为欧华作协会员。“家山万里梦依稀,回首向来处,故乡依旧在呼唤我,于是20多年后重拾文笔,至少通过这支笔和故乡建立些联系,以慰乡愁……”和许多海外侨胞一样,身在异乡,心向祖国,所以关切的心并不曾因距离的遥远而稍有松减。因此她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报导及感言。《德国侨报》总编张筱云评论:“人如其文,看丽娟的文章绝对不无聊,生动活泼的文笔来自她个性里开朗豪爽的特质,再加上土耳其住了20多年,深深融入当地社会……她过去的台湾朋友,20多年后再度重逢时甚至惊讶地表示:你怎么变得那么像土耳其人!”

2006年高丽娟出书了!《土耳其随笔》,这是安卡拉大学为她出书,打算给汉语学生的高级阅读参考书。欧华会友颜敏如在序言中赞道:“阿娟在这儿取得了学位,也在这儿贡献所得。有时真为台湾叫屈,缺了个可以和学生有良好互动的师友,却更为土耳其学生庆幸,有个在功课上教导他们,在生活上共欢笑、同哭泣的台湾老师。阿娟除了为人师,还写字。她写抒情散文、写捉挟小品、写土耳其的民情风俗与社会情况,也写小亚细亚的政情报道。她有能力把小篇章的结构调理得完整而均匀,她的文字有如潺潺流水,清澈流畅,而当她一旦写上自己内心的思虑熬煎时,就像等待打开连环套的俄罗斯娃娃那般,读者便要焦急地探索,最后会是什么样细致精致的呈现。”高丽娟还要写一本回忆经历、剖析自己的书。这本书2008年由玉山社出版,书名《从觉民到觉醒》。她写这本书,是想展现个人生命历程中与台湾社会息息相关的一段成长挣扎,想写下1980年代台湾社会不为人知的一面。

不少人年轻时代都有过一些不堪回首的经历,很多是时代造成的,非个人过失。例如1999年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在年届八十时,写下自白回忆录《剥洋葱》。回忆就像剥洋葱,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他写出了一段读者未知的事实:他17岁入伍曾被编入党卫军。党卫军又称黑衫军,是纳粹一个庞大的组织。1944年全德有80多万党卫军。格拉斯参加党卫军后未发过一枪,后来受伤被俘。他写出这段经历后,曾经引起轰动,有人说三道四,但更多的人表示理解。德国一位教授说:这是一次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感人的行为,一个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还有一位作家评说:“作为作家,也作为道德准绳,格拉斯在我眼里仍然是位英雄。”

高丽娟在我心目中也是英雄。她比格拉斯更勇敢,没有等到80高龄再回顾,而是中年就揭开了那些几乎不为人知的往事。高丽娟说:“我也曾不堪回首,于是不思不想,无情地把自己埋葬在异域人生里。可是20多年之后,平地一声雷,终究是要回首,自以为人到中年,已经豪情到能够一任风吹雨打。”我认真阅读了《从觉民到觉醒》。以我的看法,觉民学会虽然有点神秘,其实是台大的精英社团,会员都是有理想的青年,以林觉民为榜样,一腔热血,为国为民,精神是好的。他们后来也大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做出了成就。国民党通过觉民学会培养自己的新生代,也无可非议。只是觉民学会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多搞一些活动而已,这在那个党政不分的年代也是常见的事,不必过于苛责。

至于调查局的事,做卧底,刺探反对党的情况,这是威权政治、一党专制的惯常做法,打着时代的烙印。高丽娟在卧底过程中,逐渐了解了党外人士的真实情况,逐渐觉醒起来。书中反映了这一心路历程,更让我增加了对高丽娟的敬佩。她没有昧着良心做什么坏事,事实上她的卧底反倒起了保护作用。她为康宁祥的再度当选出过力。她在杂志社期间,《八十年代》没有一期被查禁。当年《八十年代》的一位编辑陈浩不但对她没有成见,还为该书写序。高丽娟讲出这些几乎无人知晓的旧事,更表明君子坦荡荡,严于剖析自己。一位朋友鼓励她说:“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与正直纯朴,不会像你有这种感觉和认知,不会像你敢面对、剖析并写下来,在部落格(大陆叫博客)挨骂还愿意出书。”

相信经过政党轮替,台湾民主制度已基本成形。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出现类似的事,权当作个历史纪录。可贵的是,高丽娟不愿用此事来介入台湾两党政治,本来该书已于2004年完稿,当时台湾选战如火如荼。如果立即出版,这些往事可以作为打击国民党的重磅炸弹。但高丽娟没有这样做,等几年后才出版。事实上,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经过转型,早已脱胎换骨,没有必要用这些陈年旧事去打击。高丽娟说:“只是一个当年有机缘穿梭在国民党和党外之间的女知识青年。在当年那种环境中有太多人是这种身份,我不过是对此特别在意与认真的一个,因为两边都有我欣赏的人,也都有我鄙夷的人,到了最后,抽身而出,好像才是全身而退之计,于是我就飞到他方……”

高丽娟是幸福的,她的人生计划原本是“在大学或中学教教课,课余从事研究、写作、旅行,从小就梦想着带着一支笔,让我这双眼睛看尽人间风物,用我的笔直抒胸臆,道尽世间沧桑,上山下海也上下古今。”这一计划基本实现了。最后以她的一首诗《生命之歌》作为结语:

向早春的绚丽,高唱一首生命的凯歌,

是我少年的轻狂。

向无限的时间,证明一种存在的意义,

是我中年的挣扎。

对向晚的夕阳,吐露一生真挚的眷恋,

是我暮年的梦想。

/题图:高丽娟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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