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

在马来西亚第九届世华作协大会(2013)上,我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赵淑侠大姐。赵大姐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又是欧华作协创会会长和永久荣誉会长。如今虽移居美国,仍然非常关心欧华作协的发展。她的事迹太丰富了,她的成就早已列入华文文学史。这里就用《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原汕头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主任陈贤茂教授的一段评语作为本文开篇:“赵淑侠,一位在海外华文文坛上驰骋数十年的独行侠,在两岸文学界原无任何渊源,既非文学院系的科班出身,又没有文坛显赫人物给与提携吹捧,也不属于文学界的任何圈子,仅凭自己的毅力、努力和打拼,独闯出了一片天地,并且成为欧洲华文文坛的盟主,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界的异数……”

大陆岁月

赵淑侠祖籍黑龙江松花江畔的肇东县,祖父读过私塾,刻意培养她父亲,要他好好读书,学法律为小老百姓主持公道。他父亲不负家族厚望考上北京政法大学(1927年归入北大法学院)。毕业时才22虚岁,返乡服务于政界,少年得志,28岁就做军法处长。他同就读于哈尔滨医专、出身于旗人官宦之家的女子结婚。他自视甚高,志气远大。但这一切都被日本侵华给破坏了。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逃到北京,不久生下长女赵淑侠。

赵淑侠的母亲典雅、清纯,知书达理,懂音律,善丹青,有着不凡的绘画和音乐之才,精心传给了赵淑侠。母亲教子有方,赵淑侠三四岁后就要每日描红、写大字、认字、背唐诗,如果功课做得好,还有奖励。“奖品就是母亲的画,多半是猫、马、猴子和画眉鸟;我非常珍视这些画,每得一张就挂在我床旁边墙上,挂得一面墙满满的。”这是赵淑侠留在记忆里最初的故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赵淑侠一家像许多中国家庭那样在日寇的驱赶下仓皇南逃,在重庆沙坪坝定居下来。父亲服务的“东北抗敌协会”就设在那儿。国难当头,赵淑侠一家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起经受熬煎。“头两年日本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我们日夜不分地就忙着逃警报,警报解除之后不是见燃烧弹烧得半边通红,便是断墙颓壁,遍地瓦砾……”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淑侠在小学上课。大概九岁时她读到一本《穷儿苦狗记》。穷儿的悲苦命运使她难过,同情之心也第一次把她和书中人物联系起来。这本书好象一把钥匙,启开了她的心智,使她眼界大开。从此,她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起课外书来。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赵淑侠班上来了一位姓傅的级任老师。这位傅老师看过她的作文之后,像在沙海里发现了一颗明珠那样兴奋,一口咬定她可以当作家,赵淑侠从此便成了他最宠爱的学生。赵淑侠回忆说,傅老师对她倍加“培植”,为她开文学小灶,给她文学读物,指导她看课外书,仔细告诉她作文的方法,规定她每周至少写一篇作文,派她代表全班参加作文、演讲、美术、音乐等比赛,当她得了冠军、亚军之类的锦标回来,他和赵淑侠一样高兴,并口口声声地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要做什么都会成功。”从那时起,她最喜欢的功课就是作文。每逢作文,便是长篇大论没完没了。这时,她也迷上了闲书,什么《黑奴魂》、《鲁滨逊飘流记》、《小妇人》、《海狼》及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散文等等都是她喜爱的作品。家里生活苦,没钱买书,她就跑到书店去,蹲在书架下,小说,散文,戏剧,新的,旧的,翻译的,什么都看;一次看不完,就把页码记下来,下次接着看。傅老师的爱护、鼓励和肯定,使赵淑侠终于找到了自我。

初中时的赵淑侠在中央大学附中读书。这时,她的个性已经显露出来。生活沉重而苦闷,唯一的快乐是看书——废寝忘食地读闲书。跑书店看闲书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兴趣,于是就把父母给她的早餐费全部给了租书铺的老板。她常常背着父母看书到深夜两三点,有时竟通宵不寐。由于睡眠不足,结果身体弄得面黄肌瘦。十二三岁的小小年纪,已经把《石头记》(即《红楼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孽海花》,以及当时流行的巴金、茅盾、张恨水的小说,统统看了一遍。甚至常常在上不喜欢的课(如数学、公民等)时候偷看闲书。由于迷恋课外书籍,影响了数学成绩。父亲为此焦虑万分,常责备她不务正业,胡思乱想。

“这时,我是两个老师最看重的学生,一个是教国文的安老师,另一个是美术老师。”赵淑侠说,“每次作文本子发下来,安老师都要全班传观,再不就朗诵一段给全班同学听,他认定我有走写作路线的本钱。那位美术老师则认为我在色彩的感应方面十分敏锐,可以学美术。”由于她文章好,绘画好,再加上写得一手娟秀小字,她便成为办壁报的能手——不仅主持编务,写文章,还设计、绘制刊头。每当两丈长的大壁报挂在墙上时,她心里踌躇满志,同老师一样陶醉。赵淑侠说,仿佛她编的不是壁报,而是成人大报的主笔。其实,不少作家的成功,就是从壁报出发,走上文坛的。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赵淑侠回忆说:“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傍晚,也不知怎么听到日本投降的。人们像疯了一样,哗的一声叫起来,店铺的门口噼噼啪啪地放着鞭炮,小镇窄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有的哭有的笑,流浪了七八年的游子们要回老家了,悲喜交集得淌着眼泪引吭高歌。”

赵淑侠告别师友、告别重庆,随父母回到东北。她进入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继续读书,文学仍然是她至真至诚的爱好。在东北只滞留了一年,内战又使得她家“仓惶出逃”。战争连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枪炮声跟着赵淑侠,似乎在告诉她:这就是战争。就这样,她怀着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烟,又随着父母,先北平,后南京,1949年末,最后到了台湾。

台湾十载

在去台湾之前,赵淑侠的父亲一直担任政府工作,官位不低,但他生性刚正,嫉恶如仇,对那时官场的许多情形看不惯。便决心选立法委员退出官场。初到台湾,人生地不熟,生活拮据。“父亲原出身于大富之家,曾有过人间最优裕的日子。只因战乱关系,竟半生受生活的压迫,这也难怪他心情烦躁。”赵淑侠说,“当我长大成人,吃过苦头之后,才慢慢体会了父母的心。”

起初,她在台中女中读高中。像在大陆读初中那样,她把自己的感情独交文史,仍然做文史老师最好的学生,当数理老师最糟的学生。当高中三年级时,她开始郑重其事而又神秘地向台中一家报纸《民声日报》的副刊投稿。当她的名字和那两千多字的散文赫然出现于报端时,那种“自我陶醉”第一次成为难忘的鼓励。

高中毕业,赵淑侠已满17岁,唯一志愿是读台大国文系,因为想读她所爱的古典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汉文章之美、之成就,远超过新文学,是她至今未变的认同。于是她跟谁也不商量,私自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因为数学吃了鸭蛋,考试名落孙山。赵淑侠被父亲责备了一顿之后,进了台中农学院。兴趣实在不合,不知该从哪里学起。倒是那个给学生用来实习的农场,开阔幽远,阡陌纵横,她最喜爱。常独自在田垄间的小径上漫步,心里充满悲伤,一边走一边自问:“我就这样漫无目标的混下去吗?天地之大,竟没有一个适合的地方容纳我吗?”顷刻之间,她决定另择“新路”,于是动手写长篇小说。内容是海盗的故事,洋洋洒洒20多万字(手稿现存台湾文学馆),那年她刚十九岁。

她把那些不成熟的作品,算是给自己看的“练习作”。没想到,这些习作竟成了她就业的法宝。一天,忽然看到“中国广播公司”招考播音员,她想,这也是一条“新路”。那个时代,播音员就像现在的电视主播一样,是青年男女向往的职业,竞争极大。她凭着一口标准的国语(普通话),闯五关斩六将,竟考取了。正在“中广”接受新人训练,又看到正声广播公司的“征才”广告,他们要一位能写广播剧、也能报新闻的编辑兼播音员。她那天忐忑不安,还带点羞涩的心情,拿着那本只能给自己看的“海盗小说”。没想到主考者都认为她“能说也能写”,数十人中脱颖而出。由于有女职员宿舍,她便进了正声广播公司。赵淑侠心中充满了无限喜悦:“我有工作了!”自此,她可以离开家庭独立,不用吃穿父母了。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涯,于是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人生转折的旗子,抒写着兴奋、荣誉和自豪,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生活。

她在正声公司每周要撰写三篇和妇女家庭相关的广播剧,星期天主持播音,此外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编写商业广告。工作不到一个月,情绪便开始下降:内容婆婆妈妈的广播剧非她兴趣所在。她回忆说:那时“我年轻幼稚,自以为读了一些柏拉图、尼采、叔本华什么的,已成半个哲学家了,急于发挥哲思而苦无机会。编写商业广告更是被我视为不屑的工作,后来竟有意拖着不写,惹得商家向电台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我那时并不知道商业广告是广播电台生存的命脉,只觉铜气冲天俗不可耐”。

事事不如意,抑郁而消瘦。她父亲看在眼里大为不忍,便托了有力的人,在当时台北最大的一家银行给找了个职位。于是在重庆南路的灰色大楼里,她有了一张办公桌,每日有专人把公文送过来。这样的日子离她的期待和兴趣更遥远,却教育她一层层地看清了人生:人生不是送礼请客,不是消闲游戏,而是要付出韧力的自我追寻与完成。苦,是要吃的。她对自己说:“我的生命如此年轻,做什么还来得及,要行动,不可再自怨自艾”。她决心重新塑造自己,创造较为接近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说着就出发。心情低迷的那阵子她读了多本宗教书,《圣经》和佛学类,偶尔还去天主堂,只为爱上那种肃穆气氛。她本来就能画水彩,这时正式拜师学画,还拜在名教授高明老夫子门下学习欣赏诗词歌赋。写了几篇散文,在《畅流》月刊上登了出来。接着又跟神父学法文,日子忙得不亦乐乎。

瑞士又醒文学梦

1960年代出国热,青年人最大的梦想仿佛就是飞出台湾。赵淑侠本无此奢望,但当机会来到时,唯一的念头就是紧紧抓住,远离那些伤痛。何况那时她迷上油画,而巴黎是艺术之都。

到了巴黎才知道,以自己的画艺要深造油画恐怕永无出头之日。而且学纯艺术将来怎么生存?她失望得像一下子被丢在枯井里。折腾好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接受现实考虑,转到瑞士学习美术设计。在瑞士成了领有执照的专业美术设计师之后,赵淑侠在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里得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这时她已有自己的家,日子好过了许多。还旅行了不少国家,把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如《哥本哈根行》、《水都四百桥》、《比利时访胜》等等,寄给台北《自由谈》杂志去发表。倒也受读者喜爱,总计约写了20万字。

原以为艺术与文学在心里占有同等地位的她,当真正每天与颜色为伍、从事美术设计的工作时,才体会到:“文学对于我是留在血液里的东西,永远不可能相忘,就像过去那些年从来不曾忘记过一样。”

虽然她在异国有了优裕的生活,但乡愁、失落感时而困扰着自己。尽管赵淑侠在异国那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努力制造故国色彩——中国的书报,中国的音乐和艺术,教育孩子以做中国人为荣,关起门来过纯洁的中国生活,但耐不住乡愁缭绕,穿骨入髓地揉搓她那颗惆怅之心。

1973年,她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台湾省亲,看到了太多的变化。偶尔上街,“迷失”路上;与友话旧,蔓生隔膜……感触是深切的:“出国前的我,软弱、多感、彷徨;今天的我,较坚定、成熟、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做人的目标……”赵淑侠一下子又找回了早已失踪的文学女神,悟出:“生活的苦与乐,多半操在自己手中,只有真正弱者和愚者,才会任环境咀蚀。我想:如果我有那自怨自艾闹情绪的功夫,为什么不把那些鬼情绪和压在心上的大石头,化成文字写出来呢?”

她说做就做,一回到瑞士,放下行囊,提笔写起了长篇小说,一写就是50万字。这个名为《韶华不为少年留》的长篇写了一年多,内容是通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青少年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这部小说寄给台湾一家杂志,半年多之后,她的创作热情等到的却是一盆令人伤心的冷水。但冷水却不能浇灭她如火的写作热情。用她的话说,“我要写,想写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长篇不行,就写短篇。”于是她相继写出了《王博士的巴黎假期》、《塞纳河之王》、《当我们年轻时》等短篇小说,先后在台湾《中华日报》、《中央日报》、《新生报》、《中国时报》等家报纸的副刊及《明道文艺》上发表或连载。这些描写海外形形色色中国人悲喜遭遇、失败与成功,求生奋斗之艰辛及其感情上的流浪感和文化上的乡愁的小说,很快在台湾文坛及海外华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这时,她写长篇小说之心“死”而复燃,于是就动手写起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这部用细腻朴素的文笔潇潇洒洒写的六十万言的小说,“句句发自肺腑,既未咬文嚼字,也未刻意雕琢,只是把我的感受传达给读者……”此部小说很快得到“中副”夏铁肩的赏识,在《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一年多,1978年由该社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远在异国生活、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忧患、彷徨、辛酸、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的小说,在读者的心头所激起的震荡与共鸣,反响之强烈,是作者意料未及的。《我们的歌》于1983年在北京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同为东北人的名作家萧军(1907-1988)介绍说,它是“帮助我们很好理解世界另一面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人物是怎样在追求着自己生活的理想、生活的目的,是怎样由各自所选择的道路,来达到自己认为是‘高峰’的境界。这中间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痛苦;有新生,有毁灭;有逆流而上,有顺流而下……”这部小说,为她的文名在华文世界奠定了基础。

创作小说《赛金花》

直到80年代初,赵淑侠一直在写异国怀乡类的作品。此后,她将目光转向历史,要写一位历史人物,赛金花。

赛金花(1872-1936)生于安徽,长在苏州,后下海接客,为一代名妓。1886年前科状元洪钧回苏州守孝,为其美色所倾倒,纳为三姨太。1887年洪钧受命出使德奥俄荷四国,赛金花以公使夫人名义相陪,在柏林居住数年。她周旋于上流社会,与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1832-1904)相识。1892年洪钧任满回国,次年去世。赛金花离开洪家到上海,买了两个姑娘,挂牌书寓,因状元夫人和公使夫人而名扬上海滩,被称为花榜状元。1900年庚子之乱她正在北京,因能说德语,与瓦德西有过接触。一方面为联军筹措过军粮,另一方面又劝阻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保护北京市民,在历史上起到积极作用。赛金花后来又嫁过人,晚年穷困潦倒过世。

赛金花有过妓女的经历,在一个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笔握在男人手中,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编排女人。文人雅士们说起赛金花,便一定要说她的绯闻,论断基点是:赛金花为风尘女子,行为一定淫荡。瓦德西是联军统帅,岂有不好色的,因此有所谓“瓦赛公案”一说。最典型的是曾朴在《孽海花》中捕风捉影的描绘。对此德国人不但断然否认,亦采深恶痛绝的态度,认为这是没见过世面的土中国人在梦呓。

为此,赵淑侠很想一探究竟。阅读过很多资料后才真正发现,像赛金花那样一个父死弟幼的寒门女孩,命运不在自己手里,养家糊口的担子却得扛在肩上。一旦坠入风尘便永无翻身之日。一生在红尘欲海中挣扎着想做正常人,却因社会不给机会,受尽侮辱与命运玩弄,最后还是沦为男性社会的牺牲品。赵淑侠当即定调,写部小说将以赛金花这个风尘女子为经,八国联军为纬,点出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还她一个公道。

从1984年起她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资料方面就用了两年。她还到西柏林原清朝公使馆故址海德路18号去参观了一次。1986年3月她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邀请,抵达北京作文化访问。从东北回来后又在中国作协人员陪同下南下南京、上海、苏州、杭州,为长篇小说《赛金花》的创作搜集素材。她走过赛金花童年时奔跑过的长巷,寻视了她娘家的故居,也去了洪状元藏赛金花的绣楼。楼已破败,原来的七进大院被隔得零乱支离,但旧时雕栏玉砌的影子还在。

回到瑞士后开始动笔,1988年夏脱稿,7月起在台湾《中华日报》连载,又在美国《世界日报》、9月起在新加坡《联合晚报》连载。稍后又在香港《星岛日报》、巴黎《欧洲日报》及北京《十月》杂志连载。最初提名《红尘尽处》,后改名为《赛金花》。1990年《赛金花》由九歌出版社初版,同年获中山文艺小说创作奖。接着又获金鼎奖。紧接着,根据原著小说改编拍摄成同名电视剧在台湾热播。在大陆,简体字版《赛金花》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二十几年来,此书在大陆三度出版,2014年这部小说正在台湾重印新版。一般评论认为,赵版《赛金花》还给了赛金花“人的本性”和“新的生命”,彻底颠覆了百年来被曾朴等文人用侮辱女性的笔硬给她定的型。文学评论家刘思谦认为,在赵淑侠的全部作品中,《赛金花》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无疑是她迄今最重要的作品。

欧华作协起步难

赵淑侠刚到欧洲时华人极少,写作者更少。她所住的工业城温特图尔(Winterthur,距苏黎世20多公里)只有一家华人,要看中文书报全仗台湾家人寄来。但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两岸都有大批留学生涌向欧洲。在这些新侨社里,知识分子占了很大比例。还有从越南等国来的移民,很多受过华文教育。因此欧洲的华文文学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由于欧洲幅员广大,国家众多,华文写作者住得分散,加之在异乡生存不易,都要为生活奋斗、忙碌,很难有机缘相识。每人在自己的居住圈,繁忙工作之余,偷闲默默笔耕,写出汹涌在胸怀中的感情、感想、感觉和对人生的期许与兴叹。这个写作的族群,是孤寂而寂寞的。赵淑侠觉得,偌大一个欧洲怎可没有一个华文文学组织!很早就有心组织一个文学会社,让这些各自孤独耕耘的人,有以文会友,相互切磋的机会。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两岸对立、左右分明的年代,欧华作协是全球第一个不分台湾大陆、容纳双方会友的文学组织。她给欧洲到处打长途电话,给两岸驻外单位写信问“贵地有无华文作家”。但那时作家并不容易找到。像北欧诸国的回答都是“本地无华文作家”,而且已使很多人怀疑“动机”,有人问有何“实质”好处?也有人立刻就要用“欧华作协”之名做商业广告。还有人说是政治陷阱,甚至是在搞第三势力。事情没做成,打击迎头而来。这时她丈夫、一位国际知名科学家,也不喜欢自己的太太为组一个会到处写信,或给不相识的人打电话……

当然,也有令人感动的鼓励。亚洲华文作协秘书长符兆祥率先表示,他正在筹办世华作协,若欧华作协成立,便拟将之纳入在世华之内,定为洲际分会之一。未来欧华每次开会总会将酌情给予补助。当代知名散文家、巴黎的吕大明也说“愿追随成事”,第一个报名做会员。另一个朱文辉文学修养极好,也积极帮忙,建会后赵淑侠被选为会长,他任秘书长。还有祖慰,曾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在筹备巴黎大会时出力不小,并于1993年被选为欧华第二届副会长。欧华作协的第一本书《欧罗巴的编钟》就是他主编的。筹会期间问题重重,最恼人的是借不到会场。幸亏巴黎侨教中心主任王能章同情,当时担任教育部驻比利时代表的傅维新也从中斡旋,终于借到巴黎侨教中心的礼堂为开幕会场。傅维新还找来王镇国、郭凤西、蒋晓明等好几位作家与会。“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经过一年的努力摸索之下,终于在1991年3月16日在巴黎成立。建会的筹备工作主要是当时的巴黎会员执行,赵淑侠每天以电话联系。成立之前为了察看成立大会和聚餐庆祝场所,赵淑侠又再次去了趟巴黎。

欧华作协的诞生受到国内外文化界的重视。成立当晚举行餐会庆祝,把中餐馆的一层楼包了下来,连来宾共100多人。还请来国乐家演奏,伦敦的华侨京剧票房来表演清唱。为了费用,赵淑侠写了一堆申请信,从各相关文化机构申募。第二天《欧洲日报》和台北《联合报·副刊》以全版给出专辑,文教新闻版也给发了消息,都认为欧华作协的成立是欧洲文化界的大事。

属于欧洲、具有欧洲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终于具体而有形地诞生了。这是欧洲有华侨史以来第一个全欧性华文文学组织。赵淑侠和这些创会元老,除余心乐(朱文辉)和吕大明、王家凤外,与其他人如郭凤西、麦胜梅、王双秀,杨玲等,几乎都是大会成立前夕,在住宿的“伯爵旅社”晤面,有的是在成立大会会场上初次相见。欧华成立大会之时,符兆祥和那时的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梅新先生,远从台北光临来做嘉宾,使成立大会生色不少。

欧华作协成立初期,未付的帐目多笔,需要开支,料理的事也不少,募来的一点钱,“亚华”符兆祥支持的数目,加在一起也不够。但协会刚成立何来“经费”?成立大会庆祝餐宴100多人,请的一半是贵宾,会员及远道客人的两三天吃住也没让交任何费用。“会库”非但一文不名,且亏空一堆。赵淑侠1990年获中山文艺小说创作奖,得20万台币奖金。同时文建会还给她一万美金,以补贴把小说《我们的歌》翻成外文。赵淑侠把这些钱捐了出来。吕大明也把她的翻译补助费2500美金捐给会里,开办问题才解决。再后来便一切上轨道平稳前行了。赵淑侠说:“这些事我未公开过,只有吕大明、朱文辉、祖慰等几个人知道,我也曾劝他们不要写出来。此刻自己倒说出来了。我想后来者知道初创的艰辛,也许对欧华作协会更加珍惜,应不是坏事。”

欧华作协诞生以来成长迅速,培植了一些新作家,不断地与当地的主流文化团体,或大学的汉学研究部门,合作举办活动。还出版会员文集。会员来自19个国家,共掌握13种语言。如今的欧洲华文文学,已进入成熟、稳定阶段,会员里有名家亦有新秀,前途一片光明。

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

赵淑侠作品频频问世,在海外华文文坛刮起一股“赵淑侠旋风”,其作品赢得海峡两岸及海外炎黄子孙的普遍赞赏与欢迎,也引起华文文学评论界的关注。为促进海内外华文文学的交流与发展,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北省文艺研究中心联办,1994年10月18日至21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为一位海外作家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大陆尚属于首次。这对一位海外华文作家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也是对她多年来写作成果的肯定。来自瑞士、丹麦、德国、美国、大陆和台湾的专家学者近70人聚集一堂。中国老一辈著名作家冰心、萧乾、光未然、冯牧等为大会题词祝贺,一批海外知名华文作家、教授也发来贺信贺电。大会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汇编为《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0月18日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研讨会组委会王庆生教授致开幕词,赵淑侠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炯发表讲话。接着华中师大文学院黄曼君教授和台湾东吴大学赵淑敏教授做了学术讲演,受到与会代表和华中师大师生的欢迎。

在文学的基础上,对赵淑侠的作品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一致肯定了赵淑侠文学创作多方面的成就,对于她作品的思想意蕴、文化内涵、艺术个性、风格特征,对于她的创作道路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及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她的创作在海内外华文文学中的定位等,均作了富有建树的研讨与交流。这次研讨会上,欧华文友池元莲发表了《从西洋文化的角度看赵淑侠》,将赵淑侠的长篇小说《赛金花》与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米切尔的名著《飘》(Gone with the wind)和澳洲女作家哥琳·麦古罗(Colleen Mccullough)的《荆棘鸟》(The thorn birds)作了比较,给予《赛金花》高度的评价。谭绿屏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天女散花 开我云天》。余心乐(朱文辉)虽未到会,但其论文《华文文学在海外的传薪与发扬》对赵淑侠领导欧华作协开展活动的事迹作了介绍。

居纽约再创佳作

赵淑侠承认自己对海外华文文学有使命感。从70年代后期参与侨学界活动,1980年初应新加坡《南洋商报》之邀前去公开演讲,并回台湾认识文化界之后,连续20余年,常常出席两岸三地的华文文学事务,或应邀到不同国家演讲。20多年里做了不少事,出了一堆书,创立了欧华作协,帮助符兆祥创办“世华作协”。儿女们也扶养大了,先后离开了家。这时她开始为自己想,是不是应该改变这几十年不变的、永远匆匆忙忙的生活方式。

她的儿女都在美国,东西岸有三个妹妹,其中两个在纽约……于是1998年赵淑侠在纽约弄了个住处,每年到纽约待段时间,做了几年“空中飞人”后来才决定长住。纽约的华文文学界对她的到来很表欢迎,报纸发表大篇专访,华文电视台给做专题节目。她同时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加入了好几个文学组织。如纽约大学姚学吾教授,在报上看到她的名字就邀加入他主持的北京大学笔会,还聘为顾问。旧相识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带她去国际笔会的纽约分会。国际笔会是世界性组织,赵淑侠原本就是瑞士分会会员,顺理成章也做了纽约分会的会员。

起初住在曼哈顿,离世贸中心不远。九一一事件她目睹了世贸双子星大厦倒塌,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哀情绪。后接受家人建议搬到皇后区(Queens,音译昆斯区)的法拉盛(Flushing)。新居地处社区中心,闹中取静,离邮局、银行、医生、超市都近,生活很快上了轨道。这里华裔比例最大。中心区的缅街(Mainst)举目皆是黑发黄肤的老华,美国白人在此倒是少数民族。缅街上的图书馆是她的最爱。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亦设在法拉盛,会长赵俊迈精明干练,把会务推展得红红火火。每年必召开年会,新春团拜,多次邀请文坛名家举办演讲会。出纯文学刊物双月刊《文荟》,赵淑侠与赵淑敏、夏志清、王鼎钧等资深作家经常执笔,也努力培养新人。设在法拉盛的“纽约华侨文教中心”对法拉盛的文化生活贡献卓著。其阅览室、教室、礼堂,为文化活动提供了太多的便利。赵淑侠住在法拉盛特别惬意,过着与世无争的淡素生活。唯一能让她动动脑筋和心力的,就是文学圈内的事。这时她采用读书、研究、写作并重的方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赵淑侠写出一本伟人传记《人类爱的典范——史怀哲》,介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2006年由三民书局出版。史怀哲出身于德法交界处阿尔萨斯一个牧师家庭,是个罕见的通才,获得音乐、神学、哲学和医学四个博士学位。然而他并不以此为自满,反而对非洲大陆上贫困而多病的人民流露出丰沛的同情心。38岁时他毅然抛下已有的成就,前往当时落后至极的黑暗大陆,为当地人治疗疾病,而且一待就是50年。1953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本书是约稿,为世纪百人传之一。赵淑侠欣然领命,找来相关书籍阅读,写出这部作品,在台湾深受读者的欢迎。

2008年她又出版了《凄情纳兰》,30多万字。赵淑侠有一半满族血统,其母在棋琴书画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为此赵淑侠把注意力转到清代满族词人纳兰性德(1655-1685)身上,写一本关于这位词人的书《凄情纳兰》,定调为历史人物的传记性小说。大事、年代、人物之间的关系等尽求有依据。为此她从图书馆借到大量有关清朝初期社会生活、政治、皇室和一些纳兰性德的作品,以及记载他身世的资料。还跟朋友借了一堆书。觉得仍是不够,又托人在大陆买纳兰性德研究类作品。她把这一大堆材料足足看了八个月,直到胸有成竹才一气呵成。

吕大明评价说:“小说反映它的时代背景,赵淑侠的《凄情纳兰》虽不露斧凿痕,却屡见她钻研古学资料的苦学精神,譬如她描写纳兰性德与涵瑛旧时贵族的婚礼,甚至对纳兰性德服饰的描写也精雕细琢:‘他穿着一件大红袍,上着墨黑底子暗红团花罩挂,胸前系着红绸彩球,黑缎皂靴,头戴黑缎八角帽,帽檐正中镶着一块比鸽蛋还大一圈儿的透水绿翡翠……’对白的运用也十分考究,如何以古典的对白转化成现代词汇,赵淑侠写来十分生动,自然而又合度。”“……逐渐的,在成长成熟中,一种使命感与对生命严肃的认知,使纳兰性德的词写得至情至圣,借赵淑侠悲情感人的文字描述,让我们更深一层地认识这位三百多年前的伟大词人。”

文学成就盘点

几十年来,赵淑侠一直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问世小说、散文约500万字,出版著作已达40种,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传记等。其中有长篇传记小说《赛金花》,《凄情纳兰》,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落地》、《春江》、《塞纳河畔》和《漂泊的爱》。还有《西窗一夜雨》、《当我们年轻时》、《人的故事》、《湖畔梦痕》、《游子吟》等短篇小说集,以及《紫枫园随笔》、《异乡情怀》、《海内存知己》、《故土与家园》、《翡翠色的梦》等十几本散文集。她还出过几本选集,仅精选的《赵淑侠文集》就有6卷220万字。

赵淑侠不仅是欧华作协的创始人,而且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并担任过会长,也是几个西方文学社团的成员,譬如瑞士作家协会、笔会和德国作家协会会员。她长期在欧洲生活,精通德语,小说已有三本译为德文出版:即《梦痕》、《翡翠戒指》和《我们的歌》。欧华作家王双秀、麦胜梅在《传承与开展,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欧华会员创作概况》一文中,高度评价“赵淑侠是半部欧洲华文文学史”。

赵淑侠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说,“我不是文学院系的科班出身,不属于文学界的任何派系、圈子。这么多年,就靠拿着一支笔,独自朝着无垠的文学天地前行。因为没有所属院派的显赫人物维护推崇,这路就显得艰难,累人又不易走,很多门槛进不去。有评论家说我是‘单打独斗,却打出了一片天地’。我承认是打出了一片小小的天。因为我有些很忠实的读者,所以《我们的歌》,《赛金花》曾多日站上畅销书榜首。也有多位我素不相识的学者给写评论肯定,是他们勇于说出,对一个门墙外写作者作品的看法。”

赵淑侠的文学成就在海峡两岸都获高度的肯定。台湾方面,她得过1980年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小说创作奖(小说《我们的歌》),1990年因《赛金花》获中山文艺小说创作奖,完成《凄情纳兰》后,与余光中、司马中原同获2008年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大陆方面,她也获得首届“中山杯”优秀小说奖(小说《凄情纳兰》)等,并受聘为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昌大学、黑龙江大学、郑州大学等院校的客座教授。

大陆早在80年代就有学者专门研究赵淑侠,专著的评传有两本:吉林大学教授卢湘在他的女作家传记丛书中《海外文星——赵淑侠的路》;另一本是前汕头大学、海外华文研究所刘俊峰博士写的《赵淑侠的文学世界》。两本书都是20万字。此外各别的评论文章中也有很多提到“赵淑侠”,各方为赵淑侠所写的评论、采访、专题等等,加起来至少有八九十万字。一般认为,“赵淑侠的文风自成一格”,“从头到尾就没有小女人心态”,还说“她的小说让人看头猜不到结尾”。陈贤茂教授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说:“《我们的歌》的出现,标志着旧的留学生文学的终结,也标志着新的留学生文学的形成。”

《我们的歌》、《赛金花》和《凄情纳兰》是赵淑侠的代表作。其实本来在赵淑侠心中还酝酿着一部大长篇。故事中的第一号主人翁就是她的祖父。赵淑侠说:“到祖父掌管家业时,他不过虚岁二十,却懂得审时度势,大兴改革。他到哈尔滨去经商,和近邻俄国人做贸易,开洋行,酒厂,另方面把家里的地户做新安置:首先减地租,造住屋,照顾他们的生老病死,过年、节,获儿女婚嫁大事,家中必派人去道喜等等。还为当地建造图书馆,给学校造校舍。他练得一口流利俄语,会骑在马上双手放枪。那时东北常闹土匪,他祖父组织‘义勇队’,聘专人训练。叫年轻人出去读书,精学法律、经济、医学,为小老百姓争取好生活……总之,我‘大长篇’内容,人物,情节差不多都成形了。由几个家族间的互动和遭遇,拱托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遭遇,内忧外患,颠沛流离,喜怒哀乐,一直写到今天。准备工作已做了不少,预备把它写成一部史诗式的小说。那应该是我的代表作。但遗憾的是,我今天的体力情况,连写短篇都不成,那么大的‘工程’,恐怕是做不到了。”

赵淑侠感慨地说:“对各方的溢美之词,我欣慰又感激。对自己这一点独力奋斗的成果,我很感谢也很自豪。我的一生过得不平坦,虽然算有点成就,但仿佛永远跟自己的人生战斗,感到很疲累。计划了那么久的代表作也没写出,确是很大遗憾。错过的时机已成过去,无须后悔,人生总是有遗憾的,人也不能总站在舞台上,当罢休时且罢休吧!”2007年她和妹妹赵淑敏(著名作家)将个人作品及文物照片捐给台湾文学馆(台湾文学最重要之典藏与资料中心)。此前曾捐给大陆现代文学馆《塞纳河畔》手稿,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研究所《春江》手稿,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赛金花》手稿,还给柏克莱大学、上海市图书馆、世新大学文学资料库捐过文物。她的文学成就不仅保存到相关的研究机构,也永远留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