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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在德国学到的

1980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结识了正在访问美国犹他大学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细胞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简称: MPI)所长G.Schweiger教授。交谈中,他听说我希望能继续上学深造,就欣然表示乐意接收我到他的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数月后,我踏上了西德国土。那时,我对德国的了解仅限于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政治课本上那点东西。简言之:知道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和罪魁祸首。二战结束后被分为东、西两个国家,距苏联近的那半边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另一半则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西德”。西德是世界上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前沿国家。

马普研究所(MPI)

马普细胞学研究所位于西德巴登•符腾堡州的海德堡(Heidelberg)和拉登堡(Ladenburg)两个城市之间,行政上归属拉登堡。研究所设立在拉登堡市外的一个叫“玫瑰庄园”(Rosenhof)的老农庄里,实验室是一座新建的三层红砖楼房。农庄的老房舍被完好地保留着,只有部分房间被分别装修为食堂、储藏室和图书馆。大院里有片小树林,林中绿草茵茵,大树参天,苍翠相掩。试验楼前,一条小径笔直通向几排明亮整齐的玻璃温室,温室里栽培着各种供试验用的植物。庄园四周环绕着试验农田,优美恬静。全体职工、科研人员加上学生不到八十人。

到了所里,才知道我所在的细胞学研究所仅仅是马普科学促进协会(简称MPG,马普协会)里众多研究所之一。马普协会成立于1948年2月26日,是个独立、非政府性质的民间机构。名字是为了纪念著名德国量子论创建者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而起。协会由80多个德国一流科学研究单位组成,约有5470 个科学家和4500个非终身职位的科研人员,其学术研究范围涵盖所有基础科学领域,教授治所。科研经费每年约15亿欧元,其中82% 的经费由联邦和州政府提供。政府只有资助科研的责任,没有干涉科研的权力,真正做到学术研究自由。马普研究所不但在本国,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望,先后有33名科研人员荣获诺贝尔奖。

珍惜文化

虽说拉登堡是个市,可居住人口还不到一万人。后来得知,德国的“市”是不以居民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历史上是否曾经是“市”。如果罗马时代是“市”,那么现在即使只有数千人,甚至数百人,也仍是市。拉登堡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曾经是罗马人的城市。至今,老城区内还保留着许多罗马人遗留下来的建筑。朴素高雅的木结构市政厅就建造在古罗马粗犷的石头建筑遗迹上,既保留了古代的文化,又增添了现代的气息,巧夺天工,锦上添花。市政厅不远,一堵高不过一米、长不过三米的石头断墙孑立于街心。我奇怪为什么这堵破墙会留在那里,阻碍交通。我被告知,那是罗马人的遗迹。天啊!不可思议,为了这几块石头,马路改道,车辆绕行。后来,我在游览德国其它城市时,发现类似于拉登堡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市中心的街道,古代时是石头路,现在仍被保留为石头路。所有城市的市中心都保留有老城区,老城区里的房屋全部属于文物保护范畴,甚至连建筑内部的房间格局都不能改动。如此精心呵护,才得以使今人能亲临古人的生活环境,享受古代的文化遗产。这是德国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他们是多么懂得尊重爱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啊。我家住在北京,想到北京城墙在1958年大跃进中毁于一旦,真令人痛心疾首。不幸的是,毁坏文物古迹的行为在中国一直持续到现在。我最近在国内游览了一些著名景点,许多所谓古迹,实际上已不是原来的真迹,而是推倒了真正的古迹,然后在上面建造起来的“雄伟壮观”的假古迹。国人真应该好好向西方国家学习啊。

有教无类

工作不久,所长认为我有必要学点德文,至少要能应付看病购物等一些日常生活的需要。依他的建议,我去“哥德学院”学一了个月的德语。我很感激他,让我带薪进修语言。歌德学院是德国享有名望的语言学院,在全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国都建有分院。很幸运,离拉登堡十几公里外的德国工业城市曼海姆(Manheim)就设有歌德学院。每天,我一大早出门,换二次公共汽车和一次有轨电车去曼海姆上课。师资是德国一流的语言教师,据说学生一年后就能达到具备上德国大学的语言能力。的确,歌德学院的教学方法独树一帜,就是对我们这些从A、B、C、D学起的学生,讲解课文也全部用德语。有不懂的地方,就变着方儿地用各种德文表达方式来讲解,绝不图省事用英文解答,旨在培养学生从一开始就能用德文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班上的同学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中国人除我之外只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女生,多数是土耳其人,也有不少是从欧洲其他国家来的,他们大多数是为了准备在德国上大学。我看许多人的英语相当好,有些纳闷,英语那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去美国和英国上学呢?歌德学院的学费可不便宜呀。很快我就得到了答案,原来是德国的大学教育是免费的。许多外国学生宁愿多耽搁些时间,多花点钱学德语,也选择来德国上学。学德语这点儿“投资”是非常划得来的。

为了使经济困难的孩子都有同等上大学的机会,战后的德国在教育平等上做了许多努力。首先,取消了大学的学费,又兴建了许多大学。1969年,社会民主党首次执政。1971年推出了助学金法,无偿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得大学生的数量在十年内由30万激增到60万。后来资助改为一半助学金,一半无息贷款。获得资助的学生毕业后,如找到工作,只须分期归还50% 的资助金,偿还期可长达20年。目前德国有260万大学生 ,占全国人口3%,达到历史最高峰。在这260万大学生中,有66万大学生享有助学金,其中一半学生的家长没有上过大学。孔子说:“有教无类”。教育平等,这一点,在德国真正得以体现。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Stefan Hell,是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后裔,全家于1978年移民回到德国,因家境困难,在中学期间就受到助学金的资助。今年,教育部长J.Wanka还在议会上宣布,将再增加90亿欧元投资教育,并在今后几年内,再增加25% 的教育经费。这是联邦德国建国以来对培养人才所做的前所未有的教育投资。难怪德国的工业和科技一直保持在世界先进水平上。

基础理论

到所里不久,我发现自己不是唯一的外国人。有从奥地利,澳大利亚,以色列,美国,甚至远至南美洲来的学生和科研人员。后来得知,所长G.Schweiger教授也不是西德人,而是从东德逃过来的。这使我有些诧异,难道社会主义东德还不如资本主义西德?我在中科院的研究所工作过,国内使用的许多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可都是从东德进口的啊。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不在于设备,而在于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我的科研题目是与一种生长在地中海沿海地区拉丁名叫Dasycladale Acetabularia 的海藻有关。这些海藻根据品种不同而大小不同,小到2-3厘米,大到15-20厘米长。每种品种又有其特异的外形,有的像一把翡翠制成的袖珍小伞,有的像一朵碧玉雕刻出来的雏菊,婀娜多姿,百媚千娇。它们虽然外形长得很像高等植物,有根,有茎,还有一个漂亮的大“帽子”,令人惊讶的是,整个植株却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细胞核坐落在形状象根的“假根”部位,如此巨大的细胞!细胞一般是肉眼看不到的,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鸡蛋虽然也算是个大细胞,但没有形态分化。D. Acetabularia 一个细胞就有如此千姿百态的形状,真是独一无二。不要小觑这些海藻,它们对科学的贡献可不小。一百五十年前,格雷戈尔•门德尔(Gregor Mendel)神父通过培养和观察不同颜色和形状的豌豆发现了遗传因子(现称基因)和遗传规律(后称孟德尔定律)。八十年前,马普细胞所的前任所长 J. Hämmerling教授通过对这些海藻的外形是如何分化形成的研究,发现了细胞核是遗传因子的“仓库”。可以说,D. Acetabularia提供了最早的证据:证明控制遗传和形态的细胞物质是细胞核。J. Hämmerling教授的验证方法聪明而简单:他将两个不同品种的海藻的根部(有细胞核的地方)切下来,相互交换其位置,结果发现新长出来的“帽子”的形状是由细胞核而不是由细胞质决定的(图解1)。

这些海藻还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如果把还没分化好的(即还没有长出“帽子”的)细胞分成三段,有细胞核的“根部”那段能又长出一个完整的“植株”。这是在预料之中的。中间部分虽能存活,却不能再生长。令人惊异的是,顶部没有细胞核的那段也能长出预期的“帽子”(图解2)。其不同之处是,有细胞核的植株在生长晚期,细胞核会从根部转移到顶部,在大“帽子”里分裂、复制、并释放出无数后代。而没有细胞核的哪段,虽有“帽子”,却不能繁衍后代。是什么物质能代替细胞核里的遗传因子(DNA)促使没有细胞核的那段“茎”仍能继续完成它的形态分化?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要解答的问题。一开始,我对这个科研题目有些沮丧,认为它和国民经济、和医疗健康没有任何关系,毫无实用价值。我甚至觉得马普协会是钱多得没处花了,研究这些“马尾巴的功能”,找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玩玩。后来,我才明白,这就叫做“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能用功利、实用的价值观去衡量的。

党派与政府

令我吃惊的是,全所工作人员竟无一人是党员。在中国,所长绝对得是党员,学术领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我被告知最“反共”的国家,居然把马克思的故居维修保护起来,作为博物馆,供大家参观瞻仰。如此襟怀大度,不禁使我对西德政府肃然起敬。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与蒋介石旧政府沾点边的人都有坐牢甚至杀头之险啊。后来又得知,正在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就是马克思当年一手创建起来的党。这更令我不可理喻,说这个国家反动,从何谈起?

我从小受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教导,不能想象除了共产党外,谁能领导中国。虽然也听说中国有其它民主党派,实际上,他们早已名存实亡。在中国,只须说“党”,不必申明什么党,就是共产党。“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专有名词。“党”对于我来说,是高不可攀的,因为我的家庭不属于“无产阶级”和“红五类”,我被列在政治上不可信任的一类人中。到了德国,没想到任何人都可以自愿参加任何一个党派,无需任何先决条件。《德国基本法》第三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和来源、信仰、宗教或政治见解受到歧视或优待”。我也没想到,任何人都能成立党派。只要三个人以上,有个想法,就可注册一个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例如“动物福利党”,“生态民主党”,还有最近新成立的“德国海盗党”。只要不排斥其它党派的存在,就是合法的。只要选票达5%,就可在联邦议院里有一席位。只要席位过半数,就可执政。如果席位不过半数,还可以联合另一个党,求大同、存小异,共同执政。反之,如果一个党,不容其它党的存在,就是非法的。纳粹党的后续党“德国社会主义帝国党” (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Deutschlands)和“德国共产党”就先后在1952年和1956年被取缔,因为他们违背了上述的德国基本法。共产党,只要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就是合法的,如 “德国左派党”,就可以同其他党派一样享有竞选的权力。这些见闻,打破了我对党的神秘感。

二战后,德国人痛定思痛,认为自己过去的制度和美国现行的制度存在很大的弊病,即选上去的政府权力太大。权力太大又没有相应的制约,就会有出现希特勒式人物的危险。例如,美国的总统和德国的总理一职都是由最大党人士出任,他们可以利用议会里占多数席位的优势,“民主投票”通过非合理的法律和政策。当年希特勒就是利用这一缺陷一步步达到他的独裁目的的。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联邦德国在“总理”之上又设置了“总统”。总统是各党派公认的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非党派人士。如果被推选为总统候选人的人是来自某党派,他必须退出其党,宣誓中立。总统是不允许干涉政治的。表面上看,德国总统似乎仅仅是个礼仪性的国家元首,他的责任只是代表国家形象,促进世界各国的友谊,增进民间沟通,做个和平使者。但是,德国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 当政府遇到危机和政治受到动荡时,他将直接指引国家的政治基本方向和组织社会辩论来渡过难关。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总统又是政府的“后备力量”(Reserve Powers)。总统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监督法律和宪章的统一。在德国,所有新设的法律,必须由总统签字后才能生效。如果总统认为,这条法律违背了《德国基本法》(《德国基本法》的第一条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他可以否决这一法律,起到“把关”的作用。这种管理方法减少了由“多数”而通过错误决策的可能性。历史证明,不是多数人的意见总是正确的。有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选举的“艺术”

目前德国主要有五个全国政党,分别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拜仁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德国绿党(Grünen),德国左派党(Linke)和德国自由民主党(FDP)。1980年我来德国的时候,SPD和FDP 联合执政,SPD的领袖赫尔穆特.斯密特(Helmut Schmidt)担任总理(1974-1982)。1982年,在我在西德学习的第二年,有幸亲历了四年一届的德国选举。自1949年以来,CDU/CSU 和SPD是德国联邦议会中的两大政党,但选举中没有一个党能获得超半数单独执政的席位。为了执政所必需的过半数,两个大党展开了争夺小党FDP一起合作的谈判。本来FDP一直是和SPD合作的,却突然倒戈投向CDU/CSU一边,使得SPD下野。记得当时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都为大家公认为最有建树的总理 H. Schmidt惋惜。有趣的是,CDU/CSU和SPD两个大党,虽各占大多数席位,却一直在轮流坐庄,而刚刚超过5% 席位的小党FDP却利用两边倒,成为“永久”执政党。自从1990年东、西两德合并,东部有的州是由SPD,CDU和Linke共同持政。

德国选举采用的是单一选区两票制(Single-District Two-Votes System)。选举时将全国分区,每个选区均推举候选人,各政党亦推出政党代表名单。投票时每个选民有两票,一票投选区内的候选人,一票投选政党。区域候选人由得票率(在分区的排名)决定当选与否;而政党推出的名单候选人则由政党总得票率按比例分配席次。出于好奇,我问我的一个同事赞成哪个党派,投了谁的票。他说他赞成社会民主党(SPD),因为SPD的政策多倾向于增加社会福利,为下层人民的生活着想。因此他投了SPD一票,但另一票他却投了一个他并不赞成的小党。这令我十分惊奇。他解释说,议院里应该有不同党派的存在,执政党需要听取各种反对党的意见。因此,每当他看到某个反对党有面临失去议院席位的危险时,就会投它一票。什么?为了让政府听不同的声音,竟专门投反对党一票,令人匪夷所思。通过德国人的选举,我看到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也是一门“艺术”。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启发了我,1987年,当我也获得了选举权后,我已不再只着眼支持自己赞成的党,也给他们“制造”点对立面,让他们有听取不同意见的机会。    /题图:马普细胞学研究所,慑于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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