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02018
Last update六, 14 七 2018 12am

 

社会生活

德籍华裔喻俐雅在美国毕业典礼演讲

生在中国、长在德国、成在美国的喻俐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17年博士毕业典礼中,代表300多名博士毕业生作了激情洋溢的演讲,成为美国本土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的新闻,此后接受了多家媒体、包括电视台专访。

今天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我感到极其荣幸。首先要感谢我在政治学系的两位导师,戴维·庄士敦和杰克·斯奈德;我的几位答辩委员:罗伯特·杰维斯,来自教师学院的海伦·维尔德利,和拉萨纳·哈里斯;以及今天在台下就座的,我的父母、丈夫、儿子和朋友们。

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在我抵达时弥漫着无限可能性的神秘地方,一个标记着我智识成长的地方,一个为我多重身份提供了相互对话空间、有迹可寻的地方。

七年前初次体验这个校园令人迷醉的夏夜,我和一位刚刚结识的朋友坐在洛氏图书馆台阶上,看着对面巴特勒图书馆的灯光一个窗子接着一个窗子亮起,渐次穿透正在变暗的柔和天幕。我和这位朋友讨论到,对于我们这样高度流动的一代人,生活的地方和居所如何常常毫无确凿次序可循地叠垒在一起,而对具体年份的讲述则有助于其结构化和清晰化。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关于我们去过或来自所有那些地方的记忆,关于我们抛在身后或亟待融入的所有那些地方的记忆,都会迅速缠绕成一团由事实堆砌而成、令人头昏脑胀的乱麻。相反,具体年份逐渐成为我们梳理自身经历的出发点——仿佛巴特勒图书馆的那一排排窗子,在我们眼前亮起,照向黑暗的夜空。

不过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关于哥大的记忆,对我们这样高度流动的一代人而言尤为珍贵,因为这样一个地方所留下的记忆与体验,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入骨髓的烙印。

进入哥大之前,我在英国学习政治哲学。在德国长大、在中国出生。因此伴随我抵达哥大的是我对自身文化归属与智识归属的无数问号。

我的博士论文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运用社会神经科学中关于偏见、刻板印象以及对他者非人化态度的研究,针对我们如何能在高度多元与割裂的社会中合作共处的问题,发展出一套相应的神经政治学理论。哥大的校园,那些筑于战前的楼里刮着穿堂风的长廊,那一个个研讨室,一座座图书馆,以及最重要的、校园里的人们,共同构成一个实实在在、有迹可寻、却又自成一隅的地方,令我得以身处其间,为自己相互冲突的各种身份搭建联系。

在学术上,哥大对我意味着这样一个地方:在我力图为当今的身份政治创建一套全新的神经政治话语和跨学科理论时,我可以说到做到,在几小时之内“跨越”学科边界,用一整天时间走遍晨曦高地校区不同院系的办公室、研讨室、图书馆阅览室。就读研究生这些年里,每当需要思考脑神经如何影响政治、政治如何反映在脑神经中之时,我便在校园里信步漫游,通过穿越校园空间,将神经科学与政治哲学这两个迥然有别的智识领域在自己脑海里串联起来。

但与任何能攫住我们想象的现实空间一样,哥大这样一个地方,既激发着我们最天马行空的想法,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内心最脆弱的渴望。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在面对各种与生俱来、却又常常相互冲突的文化、种族、语言和性别身份时,为你究竟是谁、究竟应当如何思考、究竟应当如何谈论自身,而困惑过、绝望过,那么你一定理解,像“归属”、“家园”、“解放”这样的词汇,绝不仅仅是个抽象概念,而是令人心神悸动的天籁,驱使你以一种近乎非理性的饥渴与决绝,去一探它们的究竟。

当我来到哥大时,我一心想研究诸如种族、文化、阶级这样的社会身份,在我们所处的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影响力。由华裔父母在冷战以后统一的德国养育成人,构成了我兴趣的发端:我困惑于身份政治何以能导致犹太大屠杀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同时又何以能成就美国民权运动、反种族隔离、女权运动、殖民地解放这样激动人心的胜利。为什么二十世纪的身份政治造就了如许灾难与如许成绩?我们能从中为二十一世纪的身份政治、为我们这个日益高度多元与割裂的社会,汲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不过当然,正如现实中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些问题背后最深的、最隐蔽的、同时也最刻骨铭心和最强大的驱动力,其实源于我对自身“自我”的困惑。源于我自己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少数族裔女性,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无所归依的体验。源于我在华人同胞眼里太过“西化”,在西方同僚、教授、朋友眼里又太过“外族”,而屡遭排斥的体验。源于我不知道哪家历史真正写就了我,我又应该帮助书写哪家历史的体验。源于我对一个可以称为我的智识家园的地方的向往:这样一个地方,能给予我归属感,而不把我划入一系列身份范畴;能允许我提出问题,并以一种干脆利落、不大惊小怪、令我得以全神贯注于问题本身的方式全力寻找答案。

在这样一个地方,许许多多像我一样从身份认同的边缘地带迁至中心的人们,每天醒来时,能够不必再被刺骨的羞愧感萦绕。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你曾经是怎样的人不再重要;在那里,你每时每刻在研讨室、实验室、教室里的言谈、思考、回应,都能获得认真切实的对待。哥大这个校园,纽约这个城市,恰恰是这样一个令“归属”、“家园”、“解放”之类词汇焕发生机的地方。

话说回来,我也并不想过分美化哥大:我对哥大的记忆同样包括了围绕对这个地方的解释权 ——谁能得到代表、谁被允许进入——的斗争。我还记得身为学生会代表参与的历次激烈讨论,比如因为预备军官训练团重新入驻校园而引起的就哥大全球身份的讨论,和关于哥大在投资方面的伦理责任的讨论,也记得低收入学生敞开心扉讲述他们面对食物券与财务困难的挣扎,记得“黑人性命举足轻重”的示威,记得2016年学校史无前例地树立了一块勒纳佩部落纪念碑。

所以回想起来,我在哥大的时光,既充斥着这个地方为和我一样的跨文化人群提供的解放,也时刻伴随着一种警醒:这个地方需要由各种不同的声音来不停地抗辩、争取、和转化。

一个地方的意义同样来自别人眼中的审视。如果不是因为我教过的本科生,我不会成为今天这个人——从校园里最年轻世代的视角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身份挑战,令我深深地反躬自省,也为我提供了真正的快乐与目的。同样地,与我们分享今天这一特殊时刻的父母家人们,也各自有着他们自己关于其它大陆、其它历史、其它政治时代的知识——正因如此,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这个时刻看到我们登台,对我们固然有着深深的触动和意义,但对他们恐怕更是如此。

亲爱的2017届毕业生们,请随我一同回想巴特勒图书馆渐次亮起的灯光,一如想象即将在我们毕业后渐次展开的年华,也请与我一同回味与哥大这个地方紧密相连的——终于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为你内心深处支离破碎的身份认同找到启蒙与意义、终于在某时某地的某个港湾找到真正的归属——那种发自肺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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