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参加了在德国边城帕绍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协会青年大会。来自德国各地的青年们会聚一起，商议社会热点，选举协会的领导人。作为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我可是大开眼界，算是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整个大会的流程大致是这样，白天是会议时间，各个地方的青年人提出感兴趣的话题和行动方案，提交给大会，然后大家讨论，并对草案进行投票。另外还有领导候选人演讲，并投票选举。晚上是娱乐和交流时间，大家喝酒嗨皮。
各地的参会人提出各式各样的草案，包括了妇女在领导人职位上的平等权利、土地保护、环保减排、难民政策等。每份草案都会逐字逐句的讨论，有不同意见都要提出修改意见，由草案提议者决定是否采用，如草案决议者不同意，则通过大会投票选举是否采用。连一个句子的语气表达得是否到位都会被讨论。最后修改完毕，还要通过大会投票才能决定是否最终通过。虽然耗时长，不过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并积极参与到方案的计划中去。而且这些草案规划最终都会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并发给相关的领导人。
世上是否有我这样穷的作家？我是否是独一无二的？我不知道，也无法去调查。如果我真是独一无二的，我不仅不悲伤，反而有种喜洋洋的感觉。您看到这张照片了吗？作者美滋滋地与她的十二本书的合影？您以为总该会有些书的稿费或版税吧？让我一本本地告诉您。
一、1983年香港一家远方出版社出版了《春天的童话》，托一香港熟人给我捎来两本书。我问来人，怎么没有书的稿费？来人说：“在香港出书，都得自己交钱，你不交钱已属万幸，还问稿费？”当时自己半信半疑，只好不再问。
二、1985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冬天的童话》单行本。其中包括写哥哥遇罗克的中篇报告文学“乾坤特重我头轻”。书正在印刷厂排字时，我于1986年2月出国，只为了写一本文字不被删改的书。《冬天的童话》单行本刚印出来就被禁销，自然是分文无有，只得了几十本书。出版社的经济损失不提，编辑们还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刻检讨。
欧洲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既是历史，也是现实，而且一直延续到今日名义上是民主与法制的德国，确实令人汗颜。
基督教源于犹太教，基督本人就是犹太人，但基督是被犹太人（犹大）出卖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在欧洲中世纪，犹太人始终被视作基督教的天敌。另一方面，两千多年前犹太民族被群体赶出以色列家园，流浪于欧洲各地，但他们依旧保持犹太教，与他们生活的基督教环境格格不入——人人都说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犹太人却偏偏要强调上帝没有基督这个儿子，这让虔诚的基督徒们如何接受？甚至到欧洲近代的民主与人权运动中，他们依旧被剥夺了许多公民权利，例如不得拥有土地，不得担任政府官员，他们世世代代唯一的生存空间是从事科学与商业。没想到因祸得福，近代社会是科学与商业时代，犹太人从商业又转入金融，几乎垄断了欧洲的经济命脉，这些又引起本土基督教社会的嫉恨。
本来真的不想再写德国邮局的事了。但事情就是那么巧，偏偏于9月10日邮寄了一个快件，又生出了意料不到的故事。
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我将整七十岁。为了迎接它，给它一个礼物，为了对得起哥哥，对得起文革，我决定出版一本书，一本最有意义的书：《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他是为这六期报纸而死，绝不止是一篇《出身论》。那六期报纸的头版文章以及还有多篇用假名写的文章，都是他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劳累了一天、在他那又阴又潮的小屋里，连夜赶写出来的，往往是一气呵成。
一位德国朋友新近初婚，他家办这喜事很简单，只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并未邀请朋友们参加。为了表示友谊，又因住得太远，所以就买了些礼物决定邮寄一个包裹，反正两天就会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