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之旅

一次惊险的回国旅程

因创作了一部关于以犹太人在二战时期逃亡上海为内容的小说,有关书中的细节问题需要和犹太人直接沟通。因此,联系了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的文化参赞,并约定了拜访以领馆的时间,我买好机票就直飞上海。

机场丢失手机虚惊一场

上次回国时被巴塞罗那海关警察严厉盘查,疑带有巨款,结果查了半天没有查出巨款。因那次教训,此次回国一切从简,只带一个小型手提包,一切物品都在里面,要查只需5分即可。

当我过完安检时,看见两个警察在注意我,我估计大概又是怀疑我是个带巨款偷渡出境的人,那我就干脆在警察面前慢慢地穿外套,系皮带,穿鞋子。一切完毕,就等警察找我盘问。但是一切期待全部落空,这次警察没有找我,却找了另外一个中国女性盘查。

我拿起手提走人,当走出100米开外发现手机忘了拿,还留在安检放衣服的塑料盒里。于是赶紧再次回到安检处,但早就看不见我的那个塑料盒。于是就寻问那个起先一直注意我的警察。警察说不知道,但他很负责任地叫我等一下,他去问另外一个警察;而另外一个又去问负责安检的人;那个安检的又去问他们的小队长。结果,小队长叫我跟去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离开安检处约有40、50米距离,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我的手机。我惊讶,仅仅2、3分钟的时间,我的手机已经被安全转移到小队长办公室的抽屉里。小队长在一张表格上填写我的名字和护照号码,然后让我签字后,就将手机归还给我。

当拿到仅仅失落几分钟的手机后,还是很感谢巴塞罗那机场安检工作人员的负责态度,也感谢几个警察帮我寻找有关的责任人。手机不值几钱,但里面的联系人电话和友人微信号码要是丢失了,再找回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下午2点20分飞机准时起飞,先到巴黎,然后转机再去上海。

在沪商讨雾霾的原委

飞机在浦东机场降落后,第一感觉就是乌云密布,看见的天色就是一片灰暗。大家都知道,这个颜色就是“雾霾”。

在上海小住期间,有朋友邀请我参加雾霾座谈会。发起这个座谈会有国内学者,有海归不久的学人,也有是西班牙的留学生和在上海当外教的西班牙人。

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一致认为上海“灰暗天空”的原因,主要罪魁祸首是汽车尾气造成的恶果,也是汽车太多的原因。说起上海为什么几下子有这么多的汽车在大街上爬行,主要是出于一种攀比的心态。

学者说,目前上海的白领阶层基本都有私家桥车,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开着私家桥车去上下班呢?未必!开车已经成为白领阶层的攀比疾病。如办公室同事小张已经买了东风日产车,而且每天上班时就大谈自己开车的经历,开车的故事,说得没有车的人心里发痒。其他人听后,就是勒紧裤带也要买一辆丰田车或别克车加入有车族的行列。晚上出去聚会,要是自己没车搭别人的车,那简直是丢人到22世纪。就是在这种攀比心态的驱动下,上海的车已经成为影响交通的祸首,造成雾霾的罪魁。

学者说,北欧的丹麦、荷兰,其民众的生活水平比上海人高出好几倍,但他们不以开车为自豪,而是以其自行车更环保为荣耀。这也是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时民众心态转变的一个标志。由于以前贫穷没车,今日以有车为自豪。若是再过30年,这个观念淡薄或转变,骑自行车又是一种时尚行为,届时大家都争着骑自行车上下班。

访以色列领馆被怀疑是恐怖分子

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走访了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以领馆坐落在上海福州路的一幢商业大楼中,不是原先想象中像美国驻沪领事馆一样门口有武警端着长枪站岗,严正以待恐怖分子的袭击。该商业楼约有20多层,以领馆在第13层。

入楼,入电梯,没有人检查身份证,当时还以为以色列的领馆安保措施一点不严密。可是一到13楼就不一样了。出了电梯看见一块牌子写着三种文字,中文,英文和希伯来语: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然后是一个方向的箭头。我顺着箭头走进一条长走廊,走廊里没有一个人,路灯也不是很明亮,走廊尽头是有一个玻璃门,门里面就是以领馆了。但是当我走到离门7米左右,突然听见喇叭里有声音传出:停下!请问你找谁?我回答:我和副总领事有约定在2点半见面。喇叭声:请原地稍等,不能再前进。我遵命就在原地等候。

一分钟后出来一名中国人。中国人说:你的名片和护照。我掏出名片和护照交给来人。那人拿着我的名片和护照进入门内。我还是被留在原地。约5分钟,中国人又出来说:王先生,我们在互联网上没有找到你的相关信息,也没有看见你公司的情况。我当时很纳闷地反问:你要在互联网找我什么信息?我的名片上没有什么公司,我是记者兼自由作家。

中国人:由于我们无法取得你的信息,因此你暂时无法进入领馆。

我:我和你们副总已经约定见面,你可以去问他。

中国人:你们约定是你们的事,我做的事就是在你进入领馆之前的询问和安检。

我一听这话心里凉了一半,可能今天的见面要泡汤了。我突然想起,可以在网上看见我写的许多文章,也可以证明我是记者非谎言。于是我马上说,你在谷歌上键入“西班牙王方”五个字,就可以看见我的文章,也可以证明我是记者。那人听我说完,便拉起衣领用轻声说:在谷歌上键入“西班牙王方”试试看。

大约又是5分钟左右,里面走出一个以色列人,年纪约40左右,人体消瘦,秃顶,两只眼睛注意我全身每一个细节。

以色列人:你会说英语吗?我回答:一点点,如您能说西班牙语的话更好。

以色列人以挥手用英语说:跟我走。

我以为已经过了安检可以和副总领事见面了。可没有想到,进入的完全不是会客室之类的房间,而是一间很小的安检房。安检房里有机场用的安检设备一样,一道金属探测门,一个X光探测器,还有手提金属探测仪。

以色列人先要我把外衣脱下,然后把背包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检查。我把背包里的平板电脑,手机,照相机,全部取出。以色列人再用手电筒仔细查看包内是否还有其他物品。

接着,以色列人要我穿着衬衫过安检门,还要求我双手举起做投降姿势。我只好像俘虏一样举起双手过门,金属探测门并没有发出警报声。但是,以色列人还要我再走一次。我只能第二次做俘虏再举手,再进门。二次进门出门都没有发现金属报警,我想,那犹太人应该放心了吧。

没想到麻烦事还有。接下来是以色列式的盘问:他突然用西班牙语向我发问:你从什么地方过来?我答:从家里过来。他问:你家住哪里?我答:驻南京西路成都路。他问:你是怎么来的。我答:打的过来。他问:打的多少时间?我答:约35分钟。他问:花了多少钱打的费。我答:28元。他问:你把发票给我看。我答:我用的是交通卡,下车没有要发票。他问:你把交通卡给我看。我答:没有问题(把交通卡给他)。

接下来的事情更是离奇

犹太人看着我3分钟,不说话。我也不说,也看着他。突然他又问:你身上有武器吗?我答:如有武器,你还查不出吗?他说:你回答我,有,还是没有。我回答:没有!

接着,他又停顿2分钟不说话。我心里想,这犹太人的盘查智商不高啊。那人又突然发问:你身上有爆炸物品吗?我听后真有点发火,但还是忍着。回答:我要是有爆炸物品,你还查不出吗?犹太人:你回答我,有,还是没有。我答:没有!

接着,犹太人解释说,我们之间的对话全部被录音和录像。因此我问,你必须回答,而不允许你反问我。我说,我去过的外国使领馆不少于10个,没有一个国家向你们这样对我,而且我和你们副总领事已经有约定。

那犹太人解释说:王先生,你的来访是在敏感时间和敏感地点和敏感人物。那人又解释说:明天是我们以色列国庆日,因此你今天特意从西班牙过来找副总领事,我们不得不怀疑你的身份和真正的目的。如果你是恐怖分子,在我们国庆前的一天实施一次恐怖活动,那就是一件震撼国际的大事件。因为你是第一次来访,我们资料库里没有你的任何资讯报讯,我们不得不对你进行高级别的盘查和安检,希望你不要介意。

至此我才明白,原来把我当恐怖分子的嫌疑人对待。接着犹太人说:你现在可以进入使馆区内,但是,你身上的所有东西都不准带入。

我说:只请求把照相机带进,和副总领事采访完毕合影留念。犹太人想了一下同意我带进,但他补充说:你不准在以色列领馆内的任何地方拍照,甚至厕所。你和副总领事合影,由其他人帮你拍。记住,如你违反我们的约定,你会找到麻烦和付出代价。我只好点头说:行。那人说完就带我进入副总领事办公室的会客室。

大约5分钟,副总领事来到,非常和气地和我握手寒暄。副总的中国名字叫罗森松泊,一个身高一米八的犹太人,年龄约40左右,秃顶,但是头上戴着犹太人的小圆帽。我始终不解的是,这个小圆帽是怎么和他没有头发的头连接在一起的,而且还很牢固。

我们的谈话非常友好,罗副总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他想知道的问题。会见大约在一个小时15分钟后结束,他的中国秘书在客厅里帮我们拍照留影。临走时,我们又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至此,一次被疑“恐怖分子”的访问到此结束。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历史上还多写了一页“访以色列驻沪领事馆被疑恐怖分子”的内容。

抗战神曲:沪人饭前茶后的笑点

在沪小住期间,还参加了影视探讨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导演、制片人、演员等影视相关人员。座谈会中大家对当前中国播放的抗日内容的电视剧之愤怒,简直到了喷血的地步,国内娱乐圈已经将此类片子讥讽为“抗战神曲”。

何为“抗战神曲”?简单回答就是,胡乱描写抗战故事的情节,把日军描写的比老年痴呆症的还傻,把八路军描写的比孙悟空本事还大,因此被命名为“神曲”。此类电视看了,没人会相信剧中情节还有一点点的真实感。如一个老太婆赤手空拳就能打死10个日本兵。如此描写日本人的愚笨和无能,那日本人怎能实施南京大屠杀?如此愚笨和无能的日本人,能杀死几十万中国人,那言下之意中国人是不是比日本人更愚笨、更无能?

有位电影导演说得一针见血,造成今天“抗战神曲”的泛滥,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来自香港同行的影响。香港电影电视就是为票房、为收视率而生存,因此那里的导演就是以搞笑为第一宗旨,不管环境,不管人物,一味搞笑就是胜者。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国内的二、三流导演也跟着狂拍“无厘头”电影电视,以致“抗战神曲”泛滥,被人视为粪土电视剧。

回西班牙巧遇亚信峰会

回西班牙的时间定在5月21日,熟料20日21日在上海召开亚洲信任峰会,简称“亚信会”,亚洲20多个国家首脑汇聚上海,共商发展计划,习近平亲临上海出席。因此,上海的安保措施定为一级战备,大街小巷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此外还有十几万民兵、义工投入保卫安全的行列。

首当其冲的机场安检进入了特级安检措施。往日是提前2小时入场,进入特级保安措施后,安检时间为提前4小时。我是晚上12点由浦东机场飞往巴黎戴高乐机场、再转机到巴塞罗那。为了配合安检时间,也为了飞机准时起飞,我提前4个小时到达机场。但在机场并没有发现许多人排队等候,只是在入口处有检查爆炸物的专业人士对每个入场的行李进行爆炸安检。到达候机厅内工作人告诉我,一级安保检查在晚上8点整就结束,12点的飞机按往常时间安检。我只好在机场的候机厅内傻坐4小时后再上机。

但在更换登记卡时又出现问题。我坐的是法航,但法航人少,已经和国航合并,我的登记卡只有浦东到巴黎这一段,从巴黎到巴塞罗那的登记卡要在戴高乐机场的法航办事处再申请。这样一来,我在戴高乐机场的时间就很紧迫,因为要进入申根国家还要进行一次安检,还要进行一次护照检查,还要重新申请登记卡,只怕时间来不及。好在飞机准点到达戴高乐机场,我风风火火地赶到法航办事处,但许多人排队。当我拿到登机卡时,法航工作人告诉我,仅有10分钟飞机就要起飞。我飞奔进安检处,又飞奔进护照检查出,然后又飞奔去登机口。到达登机口时,已经没有一个旅客,工作人员一看我就知道是最后一个,一位男性工作人员问:您是去巴塞罗那的王先生吗?我急忙掏出登记卡递给那位男士。男士说,整个飞机以及旅客就在等你一个人,如果你再不来,我们就要按照旅客未到机舱紧急情况处理,那就是全体旅客下机,我的行李要从飞机内搬出,所有旅客然后重新入机。

当我满头大汗进入机舱坐定才一分钟不到,飞机就开始在跑道上滑行。

二个小时后,飞机抵达巴塞罗那T1机场,可是我的二只行李只滚出一个箱子,另一个一直等到最后也没有出来。

出国几十年从来没有碰到过行李遗失的事情。无奈又去办理行李遗失的手续,一等又是一个小时耗去。等到办完手续,工作人员说我的箱子在另外一个航班上,马上就到,还可以直接送到我的家里。果然,我刚到达家里不出10分钟,就听见有人按门铃,说是机场送箱子的人。

至此,这次不寻常的回国经历到此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