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22018
Last update六, 14 七 2018 12am

 

谁是你的祖宗

lanjing“光宗耀祖”是国人对精神幸福的最高追求。“操你八辈祖宗”是国人侮辱他人时最解恨的一句话。光荣也好,耻辱也好,都要把祖宗拉进来,可见国人对祖宗的重视。


黄昏恋

huanghunlian人生的晚境是苍茫的暮色,当生命衰老的信号出现时,一种失落感伴着孤寂惆怅,时常会涌进老年人心田,尤其丧偶或离异的老人更是郁郁寡欢。儿女孝敬,得以慰藉,然而终究代替不了老一辈相濡以沫的感情交流,况且儿女都有自己的工作,肩负着事业和生活两副担子,不可能整日陪着老人消磨时光。再者,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共同语言少,生活方式不同,难免产生这样或那样不和谐的地方。于是有的老人便产生了再婚的念头,希望在人生暮年建立一块属于自己的感情天地,以摆脱孤独感和失落感,欢度晚年。

老人,老人儿

mann我在国外待得太久了。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抱怨,其实,不过是一种表达,没别的意思。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出国那年我虚岁三十,一晃,在德国生活已逾二十载,岁月真是不饶人。每次回国探家,一是看望家中的老人,一是串访老人儿——老朋友、老同学、老熟人;老人和老人儿,“二老”也。老人儿凑在一块儿,话题仍离不开老人——父母、师长,话语间闪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看病跑医院、空巢、脑软化(记性赶不上忘性)、养老院托老所、墓地。富人怕死,穷人怕病——病不起。

房间里的声音

daemmerung房间里安静地没有声音。

颖伸手握住了银色的把手,轻轻地推开了那扇淡黄色的门。素雅的窗帘半开着。

“上午好!巴克太太!”颖轻快而又响亮地说着,跨进了房间。

房间里安静地没有声音。

颖轻轻地把门关上,面带微笑地向床边走去。床上仰躺着一个头发白而稀的老人。眼睛闭着,嘴微微地张开一条缝,像是在睡觉。

一曲呼唤宽容的悲歌:《孽子》/白先勇

1024_23——白先勇小说《孽子》浅析
《孽子》是白先勇的一部力作,也是当代文坛少见的新颖之作,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作品,从1977年开始在《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连载。细读这部长篇,我们不得不敬重白先勇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并对他用温文尔雅的语言展示被扭曲、被摧残人性的笔力深表叹服,此作对当今中国大陆社会问题仍具有现实意义。白先勇1937年出生于国民党著名将领白崇禧之家,小时候享尽荣华富贵,随着日本入侵和国府内战失利,也饱尝了离乱失落之苦,从家乡桂林辗转南京、上海、香港、台湾,席不暇暖,最后落脚于美国。然而中国依然是他魂牵梦绕的家。他的作品不时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尤其难得的是他作品中对台湾下层民众的深切观照,我们得以了解台湾老兵曾怎样穷困潦倒地生活,台湾男妓曾历过怎样的摧残歧视。台湾翻过去的一页却正在当今中国大陆继续上演。

《孽子》这样的作品,白先勇仿佛置身事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使小说读来亲切,却又仿佛远在事外,对故事中的人不作任何好人和坏人的褒贬之词,也不作世俗的拯救者姿态,从而使作品真实感人。他只是把一个紧张、强烈和带有色情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正如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所言,“虽然是描述人性被破坏、被蹂躏的一面,但并不划分刽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坏人、拯救者和忏悔者之间的界线”,即使在孽子们被扭曲的人性中仍然有“善”和温情的光芒闪现。要有这样的发现并做出这样描述,白先勇首先要有一颗宽容的心,才能唱完这曲呼唤社会宽容与公正的悲歌。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孽子》就是一出把人生最可宝贵的青春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小说没有传统作品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是用素描笔法把台北底层社会一幅幅生活画面在意识的流动中对接在一起,展示出一个卑贱、隐晦、肮脏的世界。然而,孽子们卑微中的崇高、肮脏中的纯洁、凡庸中的伟大,仿佛有无限魅力,吸引着读者读下去,并深受感染。

白先勇是用意识流、心理分析等西方现代表现手法和深情的笔调来表现这一切的。书中的叙述者“我”——李青,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善良、敏感而又脆弱的少年,在成长中的性取向困惑,又因一时出轨,与试验室管理员赵武胜发生同性性行为而被学校开除。并因此遭到放逐,被父亲逐出家门。他没有赖以生存下去的活路,为了生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台北新公园水池边男童雏妓圈子,和一些离家的少年一起寻找或等待愿意买下他们一夜春的成年男子。通过李青的自我叙述,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今北京东单、西单公园,上海人民公园和深圳荔枝公园同样的一群“马路天使”,他们在失去家庭庇护、远离社会认可的“蕞尔小国”里的艰辛生活。小说中的孽子们是一群漂泊无依的男童,他们被遗弃在街头,被逐出家门,或屡次从家中逃跑。父母视他们为作风败坏的“畜生”,世俗世界更不可能接纳他们。于是他们只能在夜间出没,不偷不抢地出卖自己的身体。

文中主角李青,他的母亲年轻时不检点,婚后依然如故,在李青只有八岁时就与人私奔;吴敏还没等出生,他父亲就坐了监狱,母亲则时常偷人;小玉一生最大的理想是找到遗弃他的日本父亲;老鼠是个遗腹子;最有传奇色彩的阿风是个无父无姓的野孩子,从台北灵光育幼院翻墙逃出后一直在公园里浪荡。他们虽然各有各的不幸,却选择了同一个可以逃避不幸的卖淫王国,因为“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就是在那个王国里他们过着为人唾弃、出卖肉体的生活。
然而,他们毕竟还生活在人间的边缘,食着人间烟火,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们毫无意外地看到胜似人间的温情在荡漾。白先勇以全方位的情感视角,辩证地描写孽子们的生活,既不隐讳他们的堕落下流和放荡不羁,也不因为他们受到世俗排斥就一叶障目,而是把他们“不孽”的一面真切感人地表现出来,从而呈献给读者一群鲜活、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这群流浪的青少年,他们的肉体虽然惨遭蹂躏,灵魂却是纯洁的。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纯洁的。他们同舟共济,不计个人得失。当吴敏为张先生割腕自杀时,李青、小玉和老鼠各输给他五百CC血。小玉带李青去看望自己的母亲,与正常孩子间的友好交往一般无二。后来各奔西东了,他们还通过书信互相安慰孤苦的心。孽子们的心地是善良而美好的,一度包养吴敏的张先生找到新玩偶就无情地将吴敏驱逐出门,而当他得了半身不遂疾病、且脾气变得愈加暴躁众叛亲离时,吴敏却留在他身边无怨无悔地服侍他。面对同伴的质疑“为什么不趁机离开他算了?”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他现在是弱者,更需要我,我不能没有良心。”这也是对生活在常人世界中伪善者有力的反讽。

在“扫黄”之时,他们作为“暗娼”不幸被刑警抓捕,傅崇山傅老爷子帮忙把他们救了出来,并指点他们开起小酒吧“安乐乡”为生。孩子们对傅老爷子格外敬重,在他生病到去世期间,孩子们竭诚侍疾、守灵、送葬,比亲子尤甚。他们知道感恩的心。李青是个已经醒世了的大男孩,他在傅老爷子过世后主动承担起照顾残疾孤儿傅天赐的重任,教他用嘴巴写字。他还试图竭尽全力帮助刚流落到公园的幼童,从“小弟”到罗平,一直没间断过。在小说结尾处,李青收留了小流浪孩儿罗平,在除夕夜的爆竹声中领着他跑回自己的住所。回想起当年在学校军训时出操,以班长身份带头喊口令的事儿,李青不由得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这喊声不仅响彻台北寒冷的夜里,更响进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很显然,只有傅老爷子关心这群孩子是不够的,只有李青关心罗平这样的孩子也是不够的。这正是白先勇小说发人深思的深层含义所在。

   

《孽子》比王小波、李银河、彭小明的同性恋题材作品提早了十几年,在这部小说里,白先勇很客观地描写Gay圈的悲剧性存在,仿佛有一股莫名其妙不可抗拒力量把这群性倾向不同的中国男孩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好比秋风把落叶卷进泥淖。与廖天琪、龙应台等作家完全不同风格的白先勇,在《孽子》叙事的社会时空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台北。那是一个处处残留中日战争、国共内战、自大陆撤退来台的痕迹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孽子》是一则涉及20世纪中国离乱的一则寓言。战争毁掉了传统家庭,传统道德失去了束缚力,人们的生活大厦轰然崩塌。酒吧女丽月被美国大兵抛弃还留下一个混血儿小强尼,“然而她说她并不恨他,她原谅他”。小玉的母亲则被日本华侨林正雄欺骗而生下小玉。这两位女性的生活都打着很深的时代烙印。而且这烙印还深深影响着她们的孩子,小玉一生最执著的事就是想到日本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一个个孽子的身后无不回响着时代的声音。战争还导致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必然导致家庭不幸,倾巢之下没有完卵。在生存的严酷考验下,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面临严重挑战。为了排遣寂寞逃避贫穷,下层妇女自愿堕落,孩子得不到起码的关爱,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缺失中走入歧途,令人不忍卒读。小玉十四岁就有同性恋倾向,常带人回家到厨房打炮,叫他们干爹,为的只是获得一枝笔、一双皮鞋、一件衬衫或一碗牛肉汤。

后来被继父撞见了,继父拿铁链子打他,小玉嫌继父下手重,报复性地在面条里下了半瓶“巴拉松”,想毒死继父而未遂,从那以后离家流浪,只要继父在家就不敢去见母亲。战后的贫穷把人性无情地扭曲了。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的普通士兵家庭更是穷不聊生。他们做了一辈子军人,除了冲锋陷阵外一无所长,找工十分困难。李青的父亲因曾经被共军俘虏,是被革去国军军籍的老军人,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即使地震期间也不例外。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会把飘落在天涯海角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白先勇甚至试图将他所理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任何环境中去。

白先勇没有做宏篇叙事,关于时代的介绍只是散见在人物的话语中,而是用意识流的叙事方法和成功的心理分析,把人性内在的欲望进行了复杂而深刻的思索。人性的欲望及其力量应该是中性的,是历史人生的一部分,只是在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情况下,会有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性欲的力量有时是难以估量,若得不到尊重和疏导则难免导致人性的扭曲乃至整个人生的大溃败。十七、八岁的孩子已经有了模糊的性苦闷和冲动。当阿青在实验室和实验室管理员赵武胜发生同性性行为时,也许是无意识的,诚然不是什么值得标榜的事,却被视为异端而一棍子打死,勒令退学,不能不说明学校教育的“贫血”;回到家,父亲的态度更粗暴,挥动着他那支从前在大陆当团长用过的枪,义无反顾地把儿子逐出家门。重压重重,最终把阿青逼到了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境地。

鲁迅早在1918年前就曾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60年后的《孽子》同样是呼唤拯救孩子的深情之作,不同的是,白先勇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用温柔的笔调低低地唱出呼唤宽容和公正的悲歌。作家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出发点,然而作品一经问世,它就不再属于作家自己,而兼属于读者和社会,这就使一部作品有许多不同的研究视角成为必然。

事实上,《孽子》对当下中国的青少年教育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孽子之孽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失败的产物。假如学校不发布告“以儆效尤”,而是耐心做阿青的心理疏导工作,也许事情就到此为止,充其量只是性欲支配下的一次出轨。而后来,以出卖肉体为业对李青而言,绝对是一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和蹂躏。他不愿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他的心从未堕落。所以即使他心中最正派、最可亲、最谈得来的俞先生将手搂到他的肩时,他感到的仍然是莫名的羞耻:“一阵不可抑止的心酸,沸沸扬扬直往上涌,顷刻间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哭,愈发不可收拾,把心肝肚肺都哭得呕了出来似的。这几个月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愤、损伤、凌辱和委屈,像大河决堤,一下子宣泄出来……”李青不愿如此,这正是他的希望所在。但学校没给他机会。学校不只是教书的地方,更是育人的地方,不应该出了问题就把学生逐出校门,把责任推给家庭,把负担推给社会。李青回到家后,假如父亲不是简单粗暴地逐子出门,而是用宽容的父爱感化儿子,也许李青真的能考进国军仕官学校,继承父亲志愿。李青的出轨,家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父母和孩子间的隔膜很深。在家中,李青唯一的知音就是弟娃。母亲离家出走后,他自觉地照顾弟娃,俩人同食同寝,感情深厚,李青不惜用两个半月的送报钱给弟弟买了一管口琴;弟娃死后,李青非常怀念他,那是在漂泊的孤苦中升起对知音的深切思念。他也思念父亲,但没有思念弟弟那么切,因为父亲老是挥动自卫枪恐吓儿子,在此之前父亲只顾自己翻着《三国演义》,也很少和儿子交流。李青回忆母亲时说:“母亲出走,我似乎没有感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一个被爱拒绝了的孩子,难怪他去寻求别样的寄托和刺激了。然而,这个被爱拒绝的孩子却依然热爱着拒绝爱他的人。他到了学校就流连忘返。他是个敏感的孩子,知道自己给年老的父亲带来的痛苦。当他安逸地住在傅老爷子家时,听到傅老爷子的咳嗽声,他依然在想,“不知父亲安睡了没有,会不会还在他的房中,一个人踱过来,踱过去”。他不恨自己的母亲,反而拿出忍着羞耻挣得的钱去看望病中的母亲,遭到的虽是母亲的误解和厉喝,可是过了没多久,当他吃着熟透沁甜的西洋软柿的时候,他又想起当年和母亲一起吃柿子的幸福时光了。他买了两斤柿子想送给母亲,可母亲已经病死了。他于是遵循母亲的心愿去庙里替母亲上香求佛祖饶恕母亲的过错,并把母亲的骨灰护送回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母亲多次拒绝的孩子,竟能如此坚强地爱自己的母亲,这就是常人眼中性倾向不同的孽子!

傅老爷子说:“天下父母心,你们懂么?你能懂么?”而笔者却仿佛心存疑问:“天下儿女心,你们懂么?你能懂么?”理解和宽容不是万能的,但理解和宽容至少可以挽回一部分像李青一样有良心和爱心、还没有堕入深渊的孩子。这时如果家长能伸出温暖的手,这些孩子就会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然而,小说没有给出乐观的结局。李青的父亲始终没站出来寻找儿子,他的压力来自哪里?来自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我们期待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会有更多像傅老爷子那样的热心人来关心和爱护流浪的孩子,让他们不必再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互相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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