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再见，但不是在葬礼上！”这样一句话若是出自于我，你大概会觉得有些夸张，但出自年近九十的人，就透着那么一股子豁达的乐观。说这句话的人是弗赖堡大学退休教授，Arbeitsgemein-schaften  Evolution, Menschenheitszukunft und Sinnfragen der Universtät Freiburg.的头儿Bresch先生，我总是用中国话“老头儿”来称呼他。这一组织的全名翻译成中文叫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反正除了德国人，全世界再没有谁能想到起这么长名字。1991年我第一次跟着老头儿去参加他们的学术讨论活动时，还不知道他们有这么一个复杂的名字，大家都叫他的简称，用中文注音就是“阿给木斯”。老头儿很看重我，说：“你一定要去听，尽管有许多德语你听不懂，仍旧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我去了，看到那一屋子的男男女女，没有一个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搞不好我还是最年轻的。老头告诉我，“阿给木斯”成立的时候，特地定了条规矩，不让大学生参加，“学生们胸中点墨有限，且没大没小，热衷胡乱发问，会影响秩序。”老头儿解释于我，忘记了他自己也曾经是个学生。等我闹清了“阿给木斯”的成分时，才明白了他们的用心，那里不是教授就是专家，一个比一个智慧不说，还大都事业有成，要是被大学生问倒了，岂不难堪。我先生那时也在其中，只是我们互不相识，连一句话都未曾说过。“阿给木斯”每月活动一次，讨论的主题均以他们那复杂的名字有关，常有名人受邀演讲，内容有趣生动丰富，的确如老头所说，方方面面令我受益匪浅。可惜他们当时过于傲慢，忽视了年轻人的重要，以至于“阿给木斯”越来越老，最后落得个名同虚设。老头儿经常感叹当年错误的决定，只是再没有了挽救的余地。

今年二月阿给木斯政治局常委季太太发来请柬，邀请形同虚设的阿给木斯前去一聚，商讨些有关事宜。先生拿着请柬感叹，说不知能有几人会来，恐怕是耄耄之年的阿给木斯最后聚会了。

季太太家住在高坡顶点，我们正点到达，把车停在坡下，徒步向上走去。最后的一条小路延伸到季太太家的门前，几部车子停在那里，几个高龄老人正在握手拥抱相互问候，动作缓慢却不乏热情。所有的人都是半熟脸，只是有些我叫不上名字，先生自言自语地感叹，“天！xxx还活着，xxx还健在！”季太太笑容满面地招呼着大家，一如既往，请大家在一本厚簿上签到。我边签名边琢磨，半个世纪后，那簿子定算文物了。

十几个人分成二桌纷纷落座，客厅里弥漫着咖啡、蛋糕的香气。季太太周到地对我说：“为你特地准备了茶。”而我那天偏偏要喝咖啡，吃西式糕点，喝咖啡味道似乎更香甜。季老太太今年87岁，作为女主人，她绝对是第一流的，不会有一个客人感到受了冷落。每次我从她那里回来都要和先生感叹一番。她待客之完美和她的出身与教养有关，可那种无纰漏的礼貌友好，却总不免让我有点流于形式的感觉。我是个随便之人，不追求完美，只讲究天然气氛。季太太的丈夫在世时是法律工作者，德国某届总统就曾经在他的手下打过工，当年为他们俩相识相爱穿针引线的。纽伦堡审判时季先生是陪审团成员之一，季太太是为陪审团作翻译的年轻女学生。审完战犯后，他们就双双把家还了。

季太太是虔诚的基督徒，和神学教授R先生是朋友，R先生是“阿给木斯”成员，季太太也就顺理成章地入会了。“阿给木斯”成员里有好几位与宗教有关的，R先生却是唯一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R先生比老头儿小一岁，中过一次风后，身体状态每况愈下，背越来越弯，举步维艰，生活起居均由教会派来的女管家一手操持，好比中国的高干，高到一定等级后，国家就给他配备保姆、炊事员一般。

我最后一次见到R先生也是在季太太家，他垂着头，眯着眼，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搞不清他是在听还是在打盹儿。季太太一如既往礼貌周到地招待着客人，她那训练有素的教养不允许冷落任何人。“R先生，您当年在意大利那会儿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问话，R先生电击了一般活了过来，人人都有自己的钟情电路，碰对了开关便春风得意畅而无阻。他整个人的瞬间变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R先生是二战期间作为德国士兵驻军意大利，那时的他不过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处于荷尔蒙蓬勃之中，南欧女子性情热烈洋溢，他一准儿爱上了一把金发美人儿。后来他为什么献身宗教我不得而知，是不是因为战争引发了他的反省？老头和先生都很敬重R先生，说他头脑深邃，心胸豁达，做人的的质量和敬神的态度都让人折服。为此我不能随意评论，因为与他相识甚浅，想他一个神学家和一群科学工作者搅在一起，豁达是不会有错啦。

有时谈到R先生的身体状况，老头就会难过地说，比他还小一岁的人怎么会病得那么重？我总是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其中的道理，“R先生是信奉宗教并献身于上帝的，这样的人都是前世罪孽深重、却又悔过无时，才投生今世虔诚苦行修德修道，受些折磨是必定的。”老头儿斜视着我说：“中国人的一派胡言。”可是他眼睛里瞬间流露出的得意没逃过我的眼睛，我的一派胡言既揭示了一个道理，又恭维了老头儿，至少他在前世表现还是不错的。不管前后，两位老人，一个是供奉上帝的神学家，一个是蔑视鬼神的自然科学家，两股道上跑的车，跑得相安无事不说，还互相尊重提携，都是有一定风度和质量的学者。有一次开会讨论涉及到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时，R 先生语轻意重地对老头儿说，“上帝是不可感知的。”这一短句让老头儿印象至深，在他89岁那年出的一本新书《Evolution——Was bleibt von Gott?》里，特地拿这一短句做了文章。书中第32页里还有几个中国字“进化之神奇”，是由一位叫毛栗子的书法大家所写，若不是我把老头儿恭维得恰到好处，他也想不起请毛大人赐墨的。

H 先生是老头儿的退休教授同仁，两人都曾经被国外大学请去做客座教授，不留心客在了一起就成了朋友，他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尽管他们两人的关系不同寻常，我却总对H 先生另眼相看，指责他很傲慢。老头儿夫妇和我先生怎么解释我都置之不理，“你们说他和蔼可亲不傲慢，那就是说他只对我傲慢啦！”作为外国人，生活在国外，一旦遭遇不高兴的事情就喜欢往排外上扯，尤其在德国，更容易被上纲上线。可我却不能轻易给H先生扣上排外的帽子，他家的血统乱七八糟，跟德国人简直就不沾边儿。H 先生的妈妈是西班牙人，舅舅甚至还是西班牙的红衣主教；他爸爸是瑞士人，他自己的太太是巴西人，他要是在德国搞排外，你信吗？可是我偏偏就觉得他傲慢，所以对他我也表现出不屑的样子，尽管我知道，上上下下，包括曾经在校的大学生，都对他交口称赞。H 先生是医学教授，智慧是全方位，用老头儿的话说，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精通的语言好几门，半精通的都不好统计。我听后仍就固执地声明，早就发现，一个血统乱七八糟的人语言天分都很出色。写到这里，我都止不住要笑，笑自己的小肚鸡肠，H先生这么一个智慧大教授，我却尽可能地淡漠他，其实与他无冤无仇的。我强调的所谓傲慢，用先生的话说，是H先生的羞怯所致，而大多数有点内涵的男人，本质上都和羞怯有关。

F家兄弟三人，占据着医学、法律、物理三大领域，八、九十岁的老头子了，全都表现得彬彬有礼、风度深沉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流露出口眼歪斜淌口水的征兆。他们的木乃伊太太呢，一个个淑女虽老架子不倒，坐像优雅，幽默得道。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我到了她们的岁数，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别提啦”！这群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做人的标准与质量，均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及生活经历的反映，他们的行为举止亦体现着从前日子的痕迹，哪怕你是最高明的演员，都难以演出他们的风格，那风格是随着吃喝融在血里的，岂是能够模仿的嘛？！

贝先生今年七十岁，和九十岁的老头子们相比可以说是下一代人了。都说一代不如一代，千真万确啊！贝先生退休二年后，他太太走了，突然的变故一下子就把他击垮了，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他刚刚开始老，就不得不孤灯一盏，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像个孩子似的说着自己的不幸，把中风后不再灵活的右手指给人看，“我太太走了，我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空空荡荡又没有力气收拾，想换个小单元吧，打的又卖不出去。您知道，我们那里因为取地热造成地形变化，房地产现在降到了零度无人问津……”看着和十年前判若二人的贝先生，我心里十分难过，说句不吉利的话，我感觉他好像来日有限啦。那满屋子八、九十岁的老人们，虽然动作缓慢，可架子不到，风度不减，精神仍旧可以矍铄。小他们近二十岁的贝先生呢，却已是风烛残年的样子了。

我总说，那些二十世纪初出生的人是最长寿的，稍微努点儿力就能活到一百岁，继他们之后的人则是王小二过年，你看贝先生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我小贝先生十几岁，如果他是王小二，我就是王小三，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猛进，文化道德的低下，身体状况将日渐衰败，不管怎么说，我还能有个王小几的名字，再往后的人大概只能被叫作“一地鸡毛”什么的。

那天“阿给木斯”散会后，众老人精们互相握手告别，仍旧声若洪钟嗡嗡作响，手若铁钳坚实有力，说出的话回肠荡气，“下一次再见，但不是在葬礼上！”

“这些最后的‘活化石’啊！”王小三不无敬佩地感叹着。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