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再见,但不是在葬礼上!”这样一句话若是出自于我,你大概会觉得有些夸张,但出自年近九十的人,就透着那么一股子豁达的乐观。说这句话的人是弗赖堡大学退休教授,Arbeitsgemein-schaften Evolution, Menschenheitszukunft und Sinnfragen der Universtät Freiburg.的头儿Bresch先生,我总是用中国话“老头儿”来称呼他。这一组织的全名翻译成中文叫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反正除了德国人,全世界再没有谁能想到起这么长名字。1991年我第一次跟着老头儿去参加他们的学术讨论活动时,还不知道他们有这么一个复杂的名字,大家都叫他的简称,用中文注音就是“阿给木斯”。老头儿很看重我,说:“你一定要去听,尽管有许多德语你听不懂,仍旧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我去了,看到那一屋子的男男女女,没有一个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搞不好我还是最年轻的。老头告诉我,“阿给木斯”成立的时候,特地定了条规矩,不让大学生参加,“学生们胸中点墨有限,且没大没小,热衷胡乱发问,会影响秩序。”老头儿解释于我,忘记了他自己也曾经是个学生。等我闹清了“阿给木斯”的成分时,才明白了他们的用心,那里不是教授就是专家,一个比一个智慧不说,还大都事业有成,要是被大学生问倒了,岂不难堪。我先生那时也在其中,只是我们互不相识,连一句话都未曾说过。“阿给木斯”每月活动一次,讨论的主题均以他们那复杂的名字有关,常有名人受邀演讲,内容有趣生动丰富,的确如老头所说,方方面面令我受益匪浅。可惜他们当时过于傲慢,忽视了年轻人的重要,以至于“阿给木斯”越来越老,最后落得个名同虚设。老头儿经常感叹当年错误的决定,只是再没有了挽救的余地。
今年二月阿给木斯政治局常委季太太发来请柬,邀请形同虚设的阿给木斯前去一聚,商讨些有关事宜。先生拿着请柬感叹,说不知能有几人会来,恐怕是耄耄之年的阿给木斯最后聚会了。
季太太家住在高坡顶点,我们正点到达,把车停在坡下,徒步向上走去。最后的一条小路延伸到季太太家的门前,几部车子停在那里,几个高龄老人正在握手拥抱相互问候,动作缓慢却不乏热情。所有的人都是半熟脸,只是有些我叫不上名字,先生自言自语地感叹,“天!xxx还活着,xxx还健在!”季太太笑容满面地招呼着大家,一如既往,请大家在一本厚簿上签到。我边签名边琢磨,半个世纪后,那簿子定算文物了。
十几个人分成二桌纷纷落座,客厅里弥漫着咖啡、蛋糕的香气。季太太周到地对我说:“为你特地准备了茶。”而我那天偏偏要喝咖啡,吃西式糕点,喝咖啡味道似乎更香甜。季老太太今年87岁,作为女主人,她绝对是第一流的,不会有一个客人感到受了冷落。每次我从她那里回来都要和先生感叹一番。她待客之完美和她的出身与教养有关,可那种无纰漏的礼貌友好,却总不免让我有点流于形式的感觉。我是个随便之人,不追求完美,只讲究天然气氛。季太太的丈夫在世时是法律工作者,德国某届总统就曾经在他的手下打过工,当年为他们俩相识相爱穿针引线的。纽伦堡审判时季先生是陪审团成员之一,季太太是为陪审团作翻译的年轻女学生。审完战犯后,他们就双双把家还了。
季太太是虔诚的基督徒,和神学教授R先生是朋友,R先生是“阿给木斯”成员,季太太也就顺理成章地入会了。“阿给木斯”成员里有好几位与宗教有关的,R先生却是唯一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R先生比老头儿小一岁,中过一次风后,身体状态每况愈下,背越来越弯,举步维艰,生活起居均由教会派来的女管家一手操持,好比中国的高干,高到一定等级后,国家就给他配备保姆、炊事员一般。
我最后一次见到R先生也是在季太太家,他垂着头,眯着眼,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搞不清他是在听还是在打盹儿。季太太一如既往礼貌周到地招待着客人,她那训练有素的教养不允许冷落任何人。“R先生,您当年在意大利那会儿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问话,R先生电击了一般活了过来,人人都有自己的钟情电路,碰对了开关便春风得意畅而无阻。他整个人的瞬间变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R先生是二战期间作为德国士兵驻军意大利,那时的他不过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处于荷尔蒙蓬勃之中,南欧女子性情热烈洋溢,他一准儿爱上了一把金发美人儿。后来他为什么献身宗教我不得而知,是不是因为战争引发了他的反省?老头和先生都很敬重R先生,说他头脑深邃,心胸豁达,做人的的质量和敬神的态度都让人折服。为此我不能随意评论,因为与他相识甚浅,想他一个神学家和一群科学工作者搅在一起,豁达是不会有错啦。
有时谈到R先生的身体状况,老头就会难过地说,比他还小一岁的人怎么会病得那么重?我总是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其中的道理,“R先生是信奉宗教并献身于上帝的,这样的人都是前世罪孽深重、却又悔过无时,才投生今世虔诚苦行修德修道,受些折磨是必定的。”老头儿斜视着我说:“中国人的一派胡言。”可是他眼睛里瞬间流露出的得意没逃过我的眼睛,我的一派胡言既揭示了一个道理,又恭维了老头儿,至少他在前世表现还是不错的。不管前后,两位老人,一个是供奉上帝的神学家,一个是蔑视鬼神的自然科学家,两股道上跑的车,跑得相安无事不说,还互相尊重提携,都是有一定风度和质量的学者。有一次开会讨论涉及到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时,R 先生语轻意重地对老头儿说,“上帝是不可感知的。”这一短句让老头儿印象至深,在他89岁那年出的一本新书《Evolution——Was bleibt von Gott?》里,特地拿这一短句做了文章。书中第32页里还有几个中国字“进化之神奇”,是由一位叫毛栗子的书法大家所写,若不是我把老头儿恭维得恰到好处,他也想不起请毛大人赐墨的。
H 先生是老头儿的退休教授同仁,两人都曾经被国外大学请去做客座教授,不留心客在了一起就成了朋友,他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尽管他们两人的关系不同寻常,我却总对H 先生另眼相看,指责他很傲慢。老头儿夫妇和我先生怎么解释我都置之不理,“你们说他和蔼可亲不傲慢,那就是说他只对我傲慢啦!”作为外国人,生活在国外,一旦遭遇不高兴的事情就喜欢往排外上扯,尤其在德国,更容易被上纲上线。可我却不能轻易给H先生扣上排外的帽子,他家的血统乱七八糟,跟德国人简直就不沾边儿。H 先生的妈妈是西班牙人,舅舅甚至还是西班牙的红衣主教;他爸爸是瑞士人,他自己的太太是巴西人,他要是在德国搞排外,你信吗?可是我偏偏就觉得他傲慢,所以对他我也表现出不屑的样子,尽管我知道,上上下下,包括曾经在校的大学生,都对他交口称赞。H 先生是医学教授,智慧是全方位,用老头儿的话说,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精通的语言好几门,半精通的都不好统计。我听后仍就固执地声明,早就发现,一个血统乱七八糟的人语言天分都很出色。写到这里,我都止不住要笑,笑自己的小肚鸡肠,H先生这么一个智慧大教授,我却尽可能地淡漠他,其实与他无冤无仇的。我强调的所谓傲慢,用先生的话说,是H先生的羞怯所致,而大多数有点内涵的男人,本质上都和羞怯有关。
F家兄弟三人,占据着医学、法律、物理三大领域,八、九十岁的老头子了,全都表现得彬彬有礼、风度深沉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流露出口眼歪斜淌口水的征兆。他们的木乃伊太太呢,一个个淑女虽老架子不倒,坐像优雅,幽默得道。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我到了她们的岁数,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别提啦”!这群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做人的标准与质量,均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及生活经历的反映,他们的行为举止亦体现着从前日子的痕迹,哪怕你是最高明的演员,都难以演出他们的风格,那风格是随着吃喝融在血里的,岂是能够模仿的嘛?!
贝先生今年七十岁,和九十岁的老头子们相比可以说是下一代人了。都说一代不如一代,千真万确啊!贝先生退休二年后,他太太走了,突然的变故一下子就把他击垮了,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他刚刚开始老,就不得不孤灯一盏,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像个孩子似的说着自己的不幸,把中风后不再灵活的右手指给人看,“我太太走了,我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空空荡荡又没有力气收拾,想换个小单元吧,打的又卖不出去。您知道,我们那里因为取地热造成地形变化,房地产现在降到了零度无人问津……”看着和十年前判若二人的贝先生,我心里十分难过,说句不吉利的话,我感觉他好像来日有限啦。那满屋子八、九十岁的老人们,虽然动作缓慢,可架子不到,风度不减,精神仍旧可以矍铄。小他们近二十岁的贝先生呢,却已是风烛残年的样子了。
我总说,那些二十世纪初出生的人是最长寿的,稍微努点儿力就能活到一百岁,继他们之后的人则是王小二过年,你看贝先生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我小贝先生十几岁,如果他是王小二,我就是王小三,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猛进,文化道德的低下,身体状况将日渐衰败,不管怎么说,我还能有个王小几的名字,再往后的人大概只能被叫作“一地鸡毛”什么的。
那天“阿给木斯”散会后,众老人精们互相握手告别,仍旧声若洪钟嗡嗡作响,手若铁钳坚实有力,说出的话回肠荡气,“下一次再见,但不是在葬礼上!”
“这些最后的‘活化石’啊!”王小三不无敬佩地感叹着。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