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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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感悟

未知生 焉知死——对生死的文化思考

冬天到来了,树叶一片片变红,变黄,轻轻飘落于地,最后变得与褐色的大地一样,或者是,让那大地变得与自己一样。落叶们在昭示着一项庄严地充满着大自然的权利。我还看到,每一片落叶也都在抒发着对自己生命中那些真善美的爱,抒发着对自己亲人的爱,对一切众生和这整个世界无穷无尽的爱。一片小小的树叶尚且能如此,我们何以便不能于此呢?近年来,随着世界人口的日益增多和老化,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和笨拙,随着道德信念的日益多元和疲软,随着价值理性日益为工具理性所取代,人文主义者们之间关于死亡权利的争论也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正是通过这一争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一个古老且黑暗的角落:对死亡的偏见与恐惧。

朝闻道 夕死可矣

一个机器人,无论多么完美,其损坏后的状态不能称之为“死亡”,因为无论什么损坏了,都依然还可以修复。一辆汽车,因燃料耗尽而停靠在路旁,也不能被称之为“死亡”,因为重新充加燃料后,它便能像以前一样奔驰。与它们相比,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死亡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其实,不仅死亡不可逆,生命迈出的每一步都同样不可逆。在这一点上,生与死完全相同,如庄子说:“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然而,对任何一个个体生命来说,“死”又似乎与“生”完全相反,特别是出现在最终的那个“死亡”。如果本文中可以将那个“死亡”限制并定义为:一个个体人性生命的寂灭与消散,那么,伴随这种寂灭与消散的则是:一个人的自我将永远不再通过自身来实现自己,其自身将永远不再通过自我来升华自己,它们共同与其他任何人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永远止之于此。

死亡似乎还是一座位于“有”与“无”之间的桥梁。对人来说,在死亡背后的不是有而不可知,而是根本一无所有。无论何人,无论生前如何,死后都一样:不再痛苦也不再欢喜,不再需要也不再满足,不再获得也不再失去,不再幻想也不再恐惧。大约两千三百五十年前伊壁鸠鲁在雅典便这么说过。

虽说是“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吕氏春秋·贵生》篇中却又补充道:“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侮辱莫大於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换句话说便是:为尊生而就死,天经地义,人性人道,纵古圣先贤亦无以拒之。

《庄子·至乐》篇:庄子妻亡,鼓盆而歌,并告惠子曰:人之生,如春秋冬夏四时之行;人之死,如安然入睡于高楼广厦中,又何哀之有?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老子·道德经三十三章》中说:年长不为寿,“死而不亡者寿”。

孔夫子不也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雨果·巴尔扎克悼词》中说得更是真切:“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

如果觉得自杀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不妨自问一句: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存在或不存在,最终又有什么不同呢?整个人类的存在到底又有什么意义?这整个世界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存在着也不过如此,不存在又能怎么样?这道理很明白:如果生命有价值,死亡必然具有同等的价值;如果死亡没有意义,生命也必然同样没有任何意义。

四十五年前,美国佛罗里达一处海滩上,一百五十多只逆戟鲸冲上海滩,集体自杀。当地海岸警备队员们曾硬把它们拖回海里,它们便再次冲上海滩,直至自己最后死亡。我真希望能替那代美国人向鲸鱼们道个歉。

生与死的权利

除了少数自然死亡外,还有其它许多原因可以导致人的死亡,如:疾病、战争、天灾、事故、谋杀、死刑等等。而其中涉及死亡权利的则有自杀(suicide)、安乐死亡(euthanasia)、放弃救治和协助死亡(assisted suicide)。

违背其本人的意愿,强迫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在死亡之前再承受几个月甚至几年非根治性治疗的煎熬、折磨,那不是对他或她的爱,而是一种残忍,至少也是一种愚昧,一种虚伪或一种懦弱。而安乐死亡顾名思义,则是任何一种使其他人能避免残忍、愚昧、虚伪和懦弱,又使当事人避免死亡过程带来的那些身心痛苦的死亡方式。

死亡权利(the right to die)则是宗教、哲学、法律或舆论对以下这几个问题的回答:

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属于自己?自杀是对还是错?法律是否应尊重一个人自杀的意愿和行为?协助他人自杀是否有罪?对于这些问题,不同时代、不同人一定会有不同的答案。例如,一个奴隶主会认为,他那些奴隶的生杀予夺应该都取决于他而不是那些奴隶们自己。但对当代信奉自由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们来说,答案却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而其他人则没有一丝一毫权利对此说东道西、横加干涉。否则,如果一个人的生死不能由其自己、而要由他人做主,那么他或她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而是一个奴隶,其与他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不平等。

英国的密尔说:“……任何人仅仅在他的行动涉及他人的部分才需要服从社会。在仅仅涉及他自己的那部分中,他的独立性按理来说是绝对的。个人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拥有最高主权。”既然死亡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既不为任何人所授予,也不能为任何人所剥夺,既然自杀是行使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主权,那么,国家或法律对公民死亡权利的任何干涉,都是越权、侵权,对人无法无天的侮辱和暴行,具体说,是对世界人权宣言中以下这些条款的违背:

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
第七条:法律上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第二十八条: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自己对自己的意志和行为

不仅国家和法律无权阻止或干涉死亡权利的实施,宗教也同样。任何以基督教传统或以其它任何宗教信条为借口对人死亡权利所行之干扰、干涉,都是在以神权对抗人权,都是在以神话对抗自然,至少也是在以宗教干涉政治,是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根本背叛。

如果一定要说,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那么同时就应该说,人的意志、理性、尊严以及做人的主权也是上帝给的,那么就应该承认,遵循自己的意志和理性,维护自己的尊严,行使自己对自己的主权,即便其结果是死亡,依然同样就是对上帝的遵循,依然同样就是对上帝的荣耀。

既然道德只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自杀却是一个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是自己对自己主动的行为,那么自杀行为当然也就不能用任何道德系统来衡量,也不受任何道德标准的褒贬和约束。如果有人硬要把人的社会责任扯进来,那么,可以坚定地回答他们说:一个人的自杀死亡,暂时看来,或许会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损失,但是,从长远和广大来看,却一定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点贡献,一定是给所有人的一份博大、永恒的爱。

尽管死亡权利是每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自己对于自己的权力,自己对于自己的意志和行为,但是,使每个人都拥有死亡权利却是一件关系人根本生活方式的社会大事。在今天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地活着:不仅没有死的权利,亦没有生的权利;既没有让自己生命之火熄灭的权利,亦没有将自己点亮的权利;只有不死不活的权利;只有做自己不喜欢做、却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权利,而没有时时刻刻都让自己喜欢自己、让自己心甘情愿地活着的权利。依我看,不能得以自爱与不能得以自亡,说到底,其实不过是同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依然都还是奴隶,不仅一生为奴,到最后一刻依然如此。

只有拥有不做某事的权利,才拥有做那件事的全部权利。同样,只有拥有死的权利,才拥有生的全部权利。与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相比,一个在其中每个人都同等地拥有和拥抱生死权利的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样一个世界中,人将变得更珍贵,人生更可爱,生命的分分秒秒都将更有意义,社会将变得更文明。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印光大师赞道:“死”这个字好得很,直须贴在额头上,挂在眉毛尖。

我一直以为,“我”是我们每个人最高、最大的那个信仰,而现在才知道,“生”才是那个信仰。在“生”的面前,我们许多人的自我总是会退让一步。然而,如同其它一切信仰一样,对“生”的信仰只会使其信徒成为工具,至少也是成为奴隶,无论如何都不会因此而成为主人。我们面临的或造成的大多数问题,包括死亡权利的问题在内,归根结底都来自我们对生的这样一种信仰,或者说,对生的误解,对人、对大自然的误解,同时也是对死的误解。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智者活其应该活,愚人活其能够活。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和度量到的事实:在社会中为能够活而活的人越多,人会变得越像禽兽,人间会变得越像地狱,人类的存在会变得越像是一种自然灾难。

如果上帝真的全知全能,那么耶稣之临世,包括他的一言一行在内,便无一不是朝着同一个结局的主动行为。神子尚且如此,我们何以便不得于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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