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02018
Last update六, 14 七 2018 12am

 

早春断章

早春时节,残冬留恋人间,初春脚步蹒跚。

春 阳

午饭过后,先生送孩子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独自来到顶楼,站在落地窗前眺望窗外。

窗外,一片明净的天空,蓝得通亮透明,没有一丝云彩。远远的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大地,也照射我小小的花园。花园里,一半草地上残雪未消,另外一半露出没有生气的草坪,周围的树木依然是灰褐色,不见一丁点绿意,常青的篱笆也是委靡的灰绿色,等待春风吹来唤醒生机。

一向畏寒不敢打开窗户,静静地站立室内窗前,贪婪地沐浴在阳光下。在漫长的冬天后,感受春天随着阳光走来,体会冬天依依不愿离去。放纵片刻后,依然转身坐到写字台前,继续我最近的工作,整理父亲的手稿。


母亲河

站在岸边看着你的近,你的远,听着胸中潺潺流水声,想一条河流的哲学,我所能感受到的只有母亲的气息。在我家乡寨蒿,河流亘古的歌谣永远是乳名的摇篮曲,给单调的乡村童年带来阳光下的快乐。

我喜欢独自在河边散步,在一条河流的变与不变中静想人生。古榕孵化的月亮,不动声色的把月光倾泻下来,让河水和周围的一切变得朦胧。也许因为人到中年,我贪婪的嗅着、吻着、闻着那树、那月、那水,觉悟语言是那样苍白。沿着河水散步,一些往事如落红漂近,逗起人的怀恋,你还没有从呆楞中回过神来,它们已经顺着河流漂流。但我常常想着的,却是顺水而去,一去不复返的名字。

青灯黄卷忆故人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喜欢读书的人,对此自有体会,我也一样。可是在出国后,再读中文书籍,真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十年前,我少年出国远涉重洋,初履异乡语言不通,风俗不同,骤然失去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异常苦闷。在课堂上变得沉默寡言,不再谈笑风生。思念故乡的一草一木,思念故友的一颦一笑,课余不思痛下苦功攻克语言关,反而大量阅读中文书报。手抚方块字,如见故友;翻阅中文书,如闻乡音。大量阅读中文刊物,无意中在报纸上邂逅琦君女士。

那时在欧洲能够看到的中文报纸只有三种:《中央日报》、《大公报》和《星岛日报》。《中央日报》的副刊水平很高,不乏名家,可是文章通常较长,字体小,看起来比较累,是需要好好消化的大餐。《大公报》和《星岛日报》有一、两版文学杂谈专栏,每个专栏板块不大,长的文章分期连载,是很好的小品。记不清是在《大公报》还是在《星岛日报》,第一次读到琦君女士的散文。

没有情人的日子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多少有些期待,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多少会些落寞的感觉,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一个人独自徘徊在十字街头,不知该往哪里走。

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在情人节这天来,来看我孤独地存在,只能任思念将我的想像掩埋。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多少有些悲哀,手捧一杯红酒,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台,细数那些曾经有过的爱,想那些逝去了的情怀消散了的爱。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我想意外地收到一封安慰的短信,还有一朵不可能送达的玫瑰花。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我想独自一个人,走在无人的街,听不到你的祝福,就听听街上些那悲伤的曲子。

永远的徐宁老师

想不到这么快,我就已经活在回忆里了。回忆中,有一些人和事是不能轻易用笔写出来的。那些故事是陈年佳酿,即使品尝时,也只能是细啜慢品,不能一饮而尽。否则只一滴,人就醉得不省人事。

我有幸在少年时就遇见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老师,那个从厚厚的灰尘里发现我,第一个给我指明生活方向的人。虽然他只教了我八个月课。那一年我12岁,是一个忧伤敏感、苍白单薄的小姑娘;徐宁老师24岁,正好是“两个”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他衣衫整洁,有着明朗魅人的微笑和闪着光芒的眼睛。我甚至还记得那一天的日期,他第一次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准备接替红泽老师的语文课,昨晚的梦里,我甚至记得他那天穿的外套。

他的到来引发了一场小地震。他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小伙子,根本不管那些陈腐的老套,一来晓光中学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在语文课上宣布取消家庭作业(我们在小学时就开始应付每晚要做到十一、二点的功课),取代的是大量的课外阅读和周记作文。课堂讲解的一半时间用于训练朗诵及课堂发言。当时正赶上一个比较开明的校长,徐宁老师的“小改革”得到学校的默认。作为班主任,他每个月都组织郊游,到龙眼树林里去画画写生,租车到城里去看恐龙展览。郊游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不约而同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现在记不请当时是什么原因,徐宁还给我们代过音乐、绘画及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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